對黃永玉而言，在政治高壓的年代，這種人與人之間尚存的真誠情感，會成為他內(nèi)心消弭政治高壓的一種力量源泉。
“文革”之前，北京城的全部藝術(shù)家，包括夏衍、田漢等這樣的老資格，一共一兩千人，都被集中到一所學校學習。雖然被招待得很好，但是大家都很緊張。黃永玉和葉淺予同住一個房間。葉淺予抗戰(zhàn)期間曾在重慶的“中美合作所”工作過。其實在“心理作戰(zhàn)部”工作的葉淺予從事的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畫漫畫，讓美國飛虎隊的飛機投到淪陷區(qū)，展開抗戰(zhàn)宣傳。可是在后來的政治宣傳中，“中美合作所”幾乎成了十惡不赦的“魔窟”的代名詞，這讓葉淺予十分緊張。
“有一次我們倆偷偷地講心里話，他說：‘你是沒有什么問題，我完了。’我說：‘你不會完。’他說：‘你不懂。’我說：‘我對你倒是有一個看法。我是不在乎的，為什么呢？我雖然會受苦，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很愛我、很想我；可是沒有人會想你，為什么呢？因為你對人比較刻薄。你就同你幾個30年代的好朋友來往，所以沒有人想你。’”
黃永玉就這樣直截了當?shù)叵蛉~淺予說了他的看法。他也不記得葉淺予當時的反應(yīng)。“‘文革’結(jié)束之后，葉淺予開始同很多學生來往，也到很多地方去寫生，同以前不太一樣，我也不能完全說是我那句話的作用，但是我估計我的這個話是有力量的。”
別夢依稀
在黃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從文是必被提及的一個人物。其實早在黃永玉出生之前，沈從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奮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開始通信，從此結(jié)下一生情誼，直到1988年沈從文去世。正是沈從文建議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為適合于藝術(shù)家的“永玉”，寄望他永遠光澤透明。
沈從文與黃永玉，是湘西小城鳳凰引以為自豪的兩位標志性人物。“有一次，我在鳳凰的路上走著，有一個人一看見我，就叫：‘沈從文！’”想起這一插曲，黃永玉大笑起來。雖然出自同一地域，但兩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這種性格在鳳凰來講比較少，像水一樣，很柔順，永遠不會往上爬。而我是比較典型的湘西人，從小靠拳頭打天下。”
沈從文跟黃永玉說過的五個字讓他終生難忘：愛，憐憫，感恩。“他說一個人，第一是要充滿愛去對待別人；第二，摔倒了爬起來，趕快走，別心疼摔倒的那個坑；第三，永遠抱住自己的業(yè)務(wù)不放。我自己的成長中，遇到多少對我好的老前輩，他們幫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憐憫，是對待那些殘忍的人。”“文革”期間，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5秒鐘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啊！”黃永玉后來寫下了很多關(guān)于沈從文的文字，這兩個相差22歲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軌跡也映照了那一時代知識分子的艱難歷程。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后來也一度成為黃永玉來往最密切的朋友。闖蕩上海時，他們都還籍籍無名。彼時同為窮教書匠的黃永玉與汪曾祺便時常找在中興輪船公司工作的黃裳打發(fā)時光。黃永玉后來寫了一篇《黃裳淺識》的文章，用他一貫的幽默回憶了這段時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wù)實態(tài)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永玉比汪曾祺小4歲，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鮮明的個性，總是令汪曾祺驚奇。黃永玉回憶汪曾祺時曾這樣說：“有時我們和黃裳三個人一起逛街，有時就我們倆，一起在馬路上邊走邊聊。他喜歡聽我講故事，有時走著走著，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講到哪里了。他說：‘那我們走回去重新講。’多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