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就坐之后我遠遠注視這久已聞名的點心，發現剖開的月餅內有細微的小東西在活動；剝開的花生也隱約見到閃動著的蛛網。這是老人的規矩，禮數上的過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動起手來。天曉得那四分之一塊的月餅，是哪年哪月讓饞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老人家住在四合院的北房，東房、西房和南房都是家人住在那兒。一到晚上，老人就用鐵欄桿和鐵門把自己的房間鎖住，免得別人進來。
那一天，李可染為一臉興奮的黃永玉拍下了他與齊白石的合影。當年的毛頭小伙如今也成了像齊白石一樣的“前輩”，接受各方人馬的簽名或合影要求。時至今日，他對老人也多了很多“同情式理解”：“老人的一些習慣也是時代造成的。比如說他賣畫——其實他的畫，哪有我們今天的畫這樣賣的啊？有時候生活遇到困難，他就賣畫買醬油、換油、付工錢。給他管門的老頭是個太監。有時候沒有錢給他了，老人家就畫張畫給他，那太監還不高興，說它不夠好，還要好一點。太監有很多齊白石的畫，有的人聽說后，就向那個太監買畫。”
大雅寶胡同甲二號的故事很多，而黃永玉也是一位絕對的主角。那時的他幾乎是大雅寶胡同甲二號里最受孩子們歡迎的人。在孩子們眼里，用今天的語言形容，這位從香港回來的叔叔簡直“酷”極了：家里有個意大利手風琴，沒事就悠然自得地拉兩下；還有部電動的小車床，開關一開，木頭就齊刷刷地被削成兩截。這位香港叔叔的好東西太多：雙筒獵槍、一個立體鏡……讓大雅寶胡同甲二號院子的孩子們羨慕得不得了。
“我愛人有一個花手絹，我拿棍子給它綁起來，當成引路旗，讓乖的孩子走前面，坐有軌電車到西直門，然后步行到動物園。”童心未泯的黃永玉，也把孩子們帶得服服帖帖的。
曾經安詳的小院也無可避免地被那場政治風暴吹襲。張仃的兒子張郎郎，在黃永玉的眼里，善良有禮，有“一對信任的、鹿的眼睛”，可是卻因為組織地下文學沙龍“太陽縱隊”而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入獄。張郎郎被手銬腳鐐地押到美術學院來批斗，大會幾天后分組討論是否要槍斃他。同樣在槍斃名單里的還有周巍峙與王昆的兒子周七月。“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黃永玉一個人逃到了北海。
黃永玉猶記那一天還下著雪。進北海大門沒走多遠，他就看到了王昆。王昆身旁跟著一個年輕人，黃永玉想這個陌生面孔大概是來監視王昆的，所以擦肩而過之際彼此默默點了點頭，未敢多言。他低聲說了句“保重”，王昆回了聲“謝謝”，便再無多言。“文革”結束后，黃永玉再見到王昆，才知道那天王昆也是“逃”到北海去的，身邊的年輕人是家里保姆的兒子，擔心她自殺，一路跟隨她。
“我那一天就是為了逃避討論他兒子槍不槍斃的問題，才跑到北海去的，沒想到一進門不遠就碰見她，相逢一瞬，真是百感交集，命運啊……”時隔幾十年憶及那一幕，老人仍感喟不已。
而在那些孩子的情感記憶里，黃永玉幾乎是他們的“真叔叔”。“文革”結束后，李可染的小兒子李庚到日本留學。臨行前，他過來看黃永玉，問有什么話要囑咐。“我告訴他，記住！千萬不要說你是李可染的兒子！”在漂泊中成長起來的黃永玉，也許更知道“獨立”的意義。即便李可染到了日本，也沒有去看自己的小兒子。某一年，黃永玉到了日本。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個來自大阪的電話。聽到黃永玉的聲音，電話那端立即傳來了一陣抑制不住的大哭：“黃叔叔，來看我吧！”黃永玉見到了一個躲開父親的遮蔽，艱難而又堅定地走自己路的李庚。那種關系結成的情感，也許難以用語言來形容。黃永玉也只寫下寥寥數語：“我們混得太熟，太親，想起來令人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