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張新國：白鹿洞書院的當代教育價值何在？

　　中新社南昌4月28日電 題：白鹿洞書院的當代教育價值何在？

　　——專訪江西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新國

　　中新社記者 劉占昆

　　坐落于江西廬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書院，已有千余年歷史，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是中華教育史上的一座活態(tài)豐碑。中國朱子學會理事、江西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新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析其跨越時空的教育價值。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朱熹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對白鹿洞書院有何影響？

　　張新國：白鹿洞書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南唐時稱“廬山國學”，南宋理學大家朱熹于1179年重建白鹿洞書院，朝廷賜匾賜書，確立其官學體系外最高學府地位，自此逐漸成為書院典范之一。正是因為教育制度的完備性，加之朱熹的學術(shù)影響和人格魅力，其規(guī)制迅速成為國家通行的教育學規(guī)，明善誠身和修己安人的教育思想也影響了東亞多地的教育事業(yè)。

　　朱熹發(fā)揚北宋思想家胡瑗“明體達用”的教育精神，以儒家“成德”之教定義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上，他通過《白鹿洞書院揭示》強調(diào)道德教育與社會責任相結(jié)合，期望通過《大學》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達成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的教育目的，實現(xiàn)“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教育效果。與此同時，朱熹也主張學者可自主選擇“做一個什么樣的人”以及“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

　　辦學中，朱熹強調(diào)教師主導(dǎo)和以身作則來濡養(yǎng)學生；形式上主張自學與會講、知識與品質(zhì)、個體與社會相結(jié)合；方法上則以經(jīng)典研習為基，通過問答討論深化理解，將經(jīng)典內(nèi)化為行為規(guī)范，塑造有德行之人。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白鹿洞書院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何地位？

　　張新國：唐代寶歷元年(公元825年)，江州刺史李渤隱居匡廬，名之為“白鹿洞”，其高潔的人格對后世學人影響深遠。到了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李善道與朱弼等人在白鹿書院購置學田并聚徒講學，稱為“廬山國學”，一度成為與金陵國子監(jiān)齊名的教育機構(gòu)。

　　到了宋初，其真正擴為書院。北宋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春，書堂毀于兵火。一直到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理學大家朱熹知南康軍時到白鹿洞書院察看，看到書院破敗，教育陵夷，于是主持重修書院，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初步修復(fù)白鹿洞書院，并登臺講授理學。朱熹還特別邀請其理論對手陸九淵來書院講學。陸九淵結(jié)合當時學者為學之病，在白鹿洞書院闡揚《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章，授課效果極佳。這種自由研討和以現(xiàn)實問題為中心的探究式教學方法，為后世厘定了為學的基本模式。

　　白鹿洞書院幾經(jīng)戰(zhàn)火，傷痕累累，但也屢次得以重建，在歷史的長河中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國家人才，為中華民族傳播了寶貴的文明火種。宋代末年宰相和民族英雄江萬里，名將和軍事家余玠以及明末的科學家宋應(yīng)星等都是從白鹿洞書院走出來的士子。

　　中新社記者：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在國外影響廣泛，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張新國：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不僅是中國古典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系統(tǒng)闡釋了儒家教育理念與修身治學的基本方法，還傳播到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等地區(qū)，對當?shù)氐膫鹘y(tǒng)教育、學校制度及社會倫理價值均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朱子學是幕府官學，許多藩校與私塾直接以《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教育綱領(lǐng)。日本朱子學的奠基者藤原惺窩與儒學家林羅山將《白鹿洞書院揭示》的核心思想融入日本儒學研究和社會教育，為構(gòu)建日本社會秩序提供思想方法。

　　在朝鮮半島，性理學(宋儒程朱派理學)和書院文化一開始就受到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的推重。現(xiàn)在的韓國是東亞地區(qū)踐行朱子學最為充分的地區(qū)，《白鹿洞書院揭示》被廣泛應(yīng)用到傳統(tǒng)書院教育、科舉考試以及現(xiàn)代教育價值融入。退溪先生李滉和栗谷先生李珥素來將《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朝鮮書院的根本學規(guī)，如陶山書院、白云洞書院等均以其為準則。2019年，韓國將“韓國新儒學書院”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精神內(nèi)核也是直接來自《白鹿洞書院揭示》。

　　在越南后黎朝(1428年-1789年)和阮朝(1802年-1945年)，當時的科舉制度與官學體系都是效仿《白鹿洞書院揭示》，指導(dǎo)士人修身與治學。如河內(nèi)的文廟國子監(jiān)和順化的奎文閣等，都強調(diào)《揭示》中“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治學方法。

　　在西方國家，雖然《白鹿洞書院揭示》沒有直接被廣泛傳播和應(yīng)用，但其中的一些教育理念與西方現(xiàn)代教育思想有著潛在的呼應(yīng)。美國漢學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維世界》中闡述了朱熹的理學思想與其教化思想的一體性；法國學者戴鶴白在其《朱熹與太極、理、氣、性、心》中闡釋了朱熹理學如何在儒家教化的大傳統(tǒng)中得以定位和發(fā)展。

　　中新社記者：白鹿洞書院的當代教育價值何在？

　　張新國：白鹿洞書院的教育價值，核心在于其理學教育范式對人性本源與精神境界的深層塑造。作為中華文明的活態(tài)傳承載體，它突破單純知識傳授的局限，構(gòu)建起“學做人”與“學做事”相統(tǒng)一的教化體系——既強調(diào)個體通過心性修養(yǎng)通達“內(nèi)圣”，又以“外王”實踐推動社會革新。這種將人性理解為“社會性存在”與“宇宙性存在”雙重屬性的哲學視野，為現(xiàn)代教育哲學提供了獨特范式。這種范式的理論形態(tài)可以用“體用一源”來概括。易言之，這是一種植根于中國人社會文化心理深層的穩(wěn)定型機制，即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中踐行倫理價值。

　　這種“踐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生命不止，修為不息；這種“倫理”不是任何彼岸的、來世的、凈土的，而是我們當下生活的每一刻；這種“價值”不是別的外在律法，而是人之本心發(fā)出來的行動準則，本質(zhì)在于自我教育，在于自我通過遵循社會法則認識本心自由。

　　一部白鹿洞書院教育史，就是中國人認識自己的心靈史，其“學做人”的現(xiàn)代價值與西方哲學講的“認識你自己”旨趣相通。立足當代，我們也應(yīng)提倡融合中西教育理念，注重理性與德性、個人修養(yǎng)與社會美德養(yǎng)成、繼承傳統(tǒng)和尊重創(chuàng)新。(完)

　　受訪者簡介：

　　張新國，清華大學哲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后。現(xiàn)為南昌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博士后導(dǎo)師，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南昌大學谷霽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朱子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江西省朱子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永嘉朱子學研究”課題主持人。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孔子研究》等期刊發(fā)表論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