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岳建河，2007年1月——2013年2月任蘭考縣葡萄架鄉鄉長。2013年2月——2018年8月任葡萄架鄉黨委書記。2018年8月——2019年12月，在蘭考縣儀封園藝場任負責人，而后任蘭考縣人民政府四級調研員。
訪談組：陳思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三、趙垛樓的“干勁”
大年初一進村“拜年”
我在基層工作多年，以我來看，貧困的原因一是地區發展不行，偏、遠、落后、沒有產業，這個地方本來就窮。二是貧困戶自身的問題，這個原因就多種多樣了：因為家里有病人，又缺乏醫療保障，看病把錢花光了，這種比較常見；還有一個原因是懶，這個懶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他有幾個姐，就他是個男孩，從小父母溺愛，就給他養成懶惰的習慣，長大以后，他失去依靠了，懶惰致貧，這種人他解決溫飽可能沒問題，但是沒有積蓄，家里一旦遇見點事兒，就麻煩了；還有比如定個媒，出個彩禮錢，家里一下就掏空了，一貧如洗；再比如不懂做生意還非要盲目干，賠錢了。這些都會造成家里貧困。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咱們國家也扶貧，但是政府各級部門的重點是救急，不是救窮。怎么說救急呢？就是各級部門去給貧困戶幫扶，給他點錢。考核的時候他就過關了，脫貧了。這叫救急，救不了窮，這不是科學的方法。這種貧困戶他是一個長期的貧窮問題，你短期支持他那么一下，他把錢花完了還會窮，因為他窮根沒去！這些戶就像得了大病以后可以正常走路的人，但是遇見坎又會摔跤，甚至比以前摔得還更厲害。
所以黨委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引導貧困戶用勞動、用發展產業去脫貧致富，形成穩定的收入。
2013年，我當葡萄架鄉黨委書記以后，大年初一我就去了趙垛樓村。我事先也沒打招呼，直接一竿子杵到村支書家里了。村支書見到我嚇了一跳：“岳書記，你來給我拜年，咋不拎東西？”我說：“拜啥年！我今兒個來，恁那村最窮的10個戶，給我點出來，我去看看。”我掂個本，開始入戶走訪。結果我一走下來，最窮的10個戶，家里真是不像那回事，真是窮得很！
你要說吃不飽穿不暖，那倒也不至于。餃子他們也能吃上，但是那個生活質量太差，說個不好聽的話，那屋里的環境忒臟亂，根本沒法住。其中有一戶那個床上亂糟糟，我一掀那個被窩，一股味兒就頂上來了。小孩的頭發臟得都搟氈了，臉黑乎乎的，不知多少天沒洗過。有的人家，連院里都是臭烘烘的。還有一戶，家里四個小孩，穿的衣服又臟又破，屋里全都是垃圾，我一看他家的“年夜飯”，黑乎乎的，也不知道燉的是什么。
趙垛樓的“干勁”哪去了
大年初一是舉國歡聚的日子。我跑過這10戶以后，心里難受得不行。我給這10戶老百姓召集到村室里頭，和班子成員一起給他們開會。我就實打實地問：“這10戶里頭，吃低保是幾個？具體都是因為啥貧困？”村里查了查，有的是家里5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里4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里人有病，有的是有殘疾。我中午跟他們吃了飯，下午我召集村里的黨員，和這些貧困戶一起又開了個會。我說：“1963年，焦裕祿老書記給咱趙垛樓發過紅旗，叫啥紅旗？”村干部回答：“趙垛樓的干勁兒。”我說：“趙垛樓的干勁兒，我從小聽到大，你們也從小聽到大，你看現在咱這趙垛樓的干勁兒哪去了？趙垛樓存在的這些問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那說，村干部和黨員坐在那聽，蔫頭耷腦，士氣都很低落，一點精氣神兒都沒有。我就給他們說：“村里這最窮的10個戶，按照規定每戶有多少口人需要吃低保，先整一個方案。”村支書說：“中。我這兩天就弄好。”我說：“不中，今天就要弄好。我在這兒看著你弄。”接下來，他們現場就制定方案。我在旁邊坐著，拿出手機給民政所所長打電話，叫他來趙垛樓村。當天就給這10戶的手續辦完。
我給這10戶人家說：“低保辦齊了，你們也有任務——家里衛生要打掃好。大年下的，你們把日子過成這樣。忒煞氣！”我讓他們明天用一天的時間打掃衛生，大年初三評比一次。誰干得好，我給他個洗臉盆，給三條毛巾；干得差一點的，給一個洗臉盆，給兩條毛巾；干得最孬的，給一個盆，一條毛巾。
大年初三，一早我就去了，看到每一戶都打掃得還不錯，都給了獎品。大年初五，俺鄉里都上班了，我又領著鄉黨委班子成員到趙垛樓村，分析整體情況。這個村里也沒有啥產業，就是靠種個小麥，種個玉米。大家就開會，找思路，發展什么產業，以后怎么干。還有，我們要弄村里的人居環境整治，這比老百姓家里的衛生整治難度大很多。但是整治好了，就是能造福幾十年的事。
趙垛樓村有個大坑，這個大坑是誰的呢？始終是一筆糊涂賬，張三說是張三家的，李四說是李四家的，因為年代久遠，村里一直也沒有明確，因為有爭議，誰也沒法把坑填起來，把這塊地利用上。我發現，凡是住在大坑旁邊的人家，身體都不好，偏癱、腦血栓，各種病都有。這是怎么回事？因為這個坑位于村里地勢比較低的地方，夏天一下大雨，整個村里的水都往那個地方流，坑里的積水一存就是幾個月，最后都變成污水，散發臭氣，又污染空氣，又污染地下水。老百姓院里的井打上來的水都不達標。
我就把趙垛樓的老百姓都叫過去，開了會，做老百姓的工作。我說：“這個大坑我也不知道是誰家的，沒法給你們斷這個官司。與其在這兒撂著，再放幾百年它也是這樣，倒不如把它填了。”老百姓說：“放著就放著唄，沒事你弄它干啥咧。”我說：“不弄？這個大坑在這兒，風水可不好。”有的人就說：“咳！岳書記，你這說啥呢，你是共產黨的干部，你咋能信風水。”
我說：“俺說的風水就是風和水。這個坑是你村最洼的地方，對吧？大坑臭不臭？一刮風臭味都吹到屋里；那水臟不臟？你那旁邊幾戶打上來的水都是渾的。住在大坑旁邊的，你們挨個數一下，哪家沒有病人？恁看看，風水就是不好！”老百姓一聽，怔了一下，下邊開始議論紛紛：“那可不就是，那幾家就是有病的多。”我說：“咱把大坑填上，你這村里也沒錢，鄉里可以資助恁，蓋成一個村室，擱個衛生所，弄罷以后再修個下水道。但是填大坑的活兒，得恁村自己干，黨員干部先帶頭，你干多少也不給工錢；老百姓也干，該多少工錢給多少工錢。填好以后，鄉里就撥款蓋房。咱們這塊地方以后都干干凈凈的，恁說中不中？”
村里人就都同意了。開始填大坑的時候，黨員干部帶頭干，老百姓，特別是那些貧困戶，干得也特別積極，多拉快跑。正月十五之前，年還沒過完，大坑就已經填得平平整整。后來我去看，不僅大坑填好了，旁邊幾棟破圍墻、私搭亂建的小倉房也拆除干凈了，給建設村室預留出一個好的環境。
被迫“一刀切”
我把整個葡萄架鄉的20個行政村全部都走了一遍，每一戶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每個村的貧困人員我都能點出來。當時班子成員11個，每個人都包了村。我要求他們也要不停地走訪調查。
這樣走過來一遍，我開了全鄉大會，根據國家要求，把貧困戶的標準、低保戶的標準梳理明確傳達下去，把全鄉所有注冊的吃低保的全部推倒重來了。我在大會上說：“看了趙垛樓那些個貧困戶，我很有感觸。家里都窮成啥樣了，都沒吃上低保；都讓恁這些村干部的親戚吃完了！以后我就定個規矩：村‘兩委’班子所有成員的近親不準進低保戶，不準吃低保，危房改造都不能享受！”
馬上就有干部批評我“一刀切”。我說：“我就要切，這種亂象，俺先下刀再說！”老百姓也有好多反彈，總有人上鄉里找我，去我家找我。但我一直堅持。結果呢，國務院扶貧辦領導、省委領導、縣委領導一起上趙垛樓村調研，有人就來給我“扎針”了。這個村的會計，他哥家的小孩是個殘疾，21歲了，因為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癥，嘴又歪眼又斜。我當時正給領導們匯報工作呢，會計他哥就把小孩用輪椅推到村委了。推出來以后，他也不吭，往屋里一站，站了幾分鐘。領導看到他了，我還是繼續匯報，匯報完以后，他推著小孩想走。我說：“你先別走，你既然把小孩推來了，你肯定是有事。各級領導都在這，你就跟領導說！”
會計他哥說：“岳書記，像我這種情況，小孩這樣，該吃低保吧？貧困戶該給俺吧？”我說：“不能給恁！”他說：“因為啥不給俺。”我說：“因為啥？我成天在村里轉，村里所有戶的情況我都一清二楚。第一，恁弟弟是村里的會計。我定的規矩：村‘兩委’班子成員的近親戚，任何人都不能吃低保。第二，你家里樓兩層，房8間。你再看看你的收入，沒達到吃低保的標準。如果我把趙垛樓的老百姓都叫過來，在場的各位領導都看著，我不吭，就叫大家說，你該評上嗎？”他也不說話，推著孩子就走。我說：“你不能走，你今個把孩子推過來了，你不給我好好說說你就走啊？”
國務院扶貧辦和省里的領導對這個事沒說啥，因為人家不了解具體情況，但后來他們對整體情況還是很滿意。這個事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這個事是建立在我們葡萄架鄉黨委班子對8000多戶3萬多口人的了解之上，如果不了解每一戶的情況，像這種推著孩子來了，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家怎么回事，我怎么應對呢？在領導面前當場就出丑了。
有一次，當時的省委書記到我們葡萄架鄉來調研，從早上八點半開始走訪。走訪之前，省委書記問我：“你的貧困戶你都了解不了解？”我說：“了解！”“家里啥情況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他說：“我可以隨便點吧？”“您點吧！”省委書記第一站就點了俺們一個合作社，搞了調研，了解了具體情況，無論問到什么，我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
合作社脫貧的主體是當地的老百姓。實際上，說個不好聽的話，我們鄉凡是目前在家住的老百姓，大多是沒多大本事的，有點本事都出去了，本事大一點的都在大城市，有一點本事的都在縣城，幾乎都很少在家住。凡是在家住的，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親戚朋友之間存在勢利眼，但咱們跟老百姓不能勢利眼，你有沒有本事，我都得好好跟你處，你沒本事，我更得多幫你。怎么幫？這就涉及怎么讓他們增加收入。當然通常就是外出打工，只要有那么一點技能，或者勞動能力，外出打工的基本能保證家里的基本收入。重點就是那些沒技能的，勞動力也比較弱的，不能外出打工，那就是讓他在家把這個地種好的基礎上，再幫助他發展產業。我們發展蜜瓜產業、黃桃產業，經過幾年的發展都不錯，有效給農民增收了。
另外我還給省委書記匯報了，我們在縣里的支持下，在當地做板材加工。板材加工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很有針對性的，安置在鄉鎮，就在老百姓家門口，能有效增加就業，而且效果很好，老百姓地里的活兒還沒耽誤。比如他種個蜜瓜、種個黃桃，種好了一畝地能掙5000塊錢。同時他還能去工廠干活兒，得兩份收入，這不僅一下就脫貧了，而且生活得很好。但是板材廠到底是不是把我們安排的貧困戶都吸納進去了，這需要我們不定期地核實、督促，不僅督促廠家，還要把原來咱們定好的貧困戶給安排好，不斷督促他：“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干一個工作，恁就兢兢業業干好。”
省委書記詳細了解了具體情況，了解了我們貫徹落實的情況，聽了我匯報的工作思路，緊接著又到何莊村去看，他讓村里把貧困戶名單交給他，他就開始點，點到哪戶，我就陪著他去哪戶看，一共去了4戶，每一戶的衛生面貌、必要的生活用品、生活物資儲備、就業情況、政策落實情況都達到標準了，貧困戶對村“兩委”和鄉里的干部也都滿意。那天的調研從早上八點半一直到中午十二點半。
我們的各項富民產業開展得好，也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領導的認可。當時一個姓洪的副主任看了蘭考的很多地方，到葡萄架鄉的時候看了何莊村，村里的產業發展很好，環境衛生也很好，老百姓對當地的村“兩委”班子、鄉干部的滿意度也很高。洪副主任和我們一起開會，中午還擱那吃了頓飯。中午我們一人弄個燒餅，弄一碗羊湯。后來洪副主任幾次擱大會上表揚我們蘭考。
一個一個“拔窮根”
勞動密集型產業能把俺們鄉鎮大部分貧困人口給覆蓋了，增加他們的就業和收入。但那些自身條件限制、懶惰的、就業意愿不強的貧困戶，我們也不可能強迫他們勞動，只能用引導、督促的方式，靠說服、教育，反復做工作。
何莊村有個殘疾人，雙腿殘疾，安了假肢，拄拐行走，雖然有幾畝地，但他幾乎沒有什么勞動能力。他啥也不想了，整個人就頹廢了，打算躺在家吃低保吃到死。村干部找過他多少次，沒用。他說：“我都這樣了，還能有什么辦法。”這咋弄啊？我就找到他談了一番，了解到他有修鞋的手藝。我說：“你把這營生再撿起來行不行？”他說：“我都多少年不干了，現在的人還修鞋嗎？”我說：“現在人也修鞋啊，挺好的皮鞋，壞了，花十幾塊錢修好，且比買一雙新的省錢。”他想了想，說：“中。我閑著也是閑著，那我再試試。”他又把修鞋的手藝撿起來，果然還有生意，一天少則掙個幾十塊錢，多則掙上百塊錢。他單靠修鞋就能維持生活了，再加上低保，生活有了挺大的改善。
趙垛樓有個光棍漢，40歲左右，身體健康，就是因為懶，窮得昏天黑地的。他父母早就沒了，他也不種地，媳婦也娶不上。我找他談了多少次，反復給他講道理，我說：“恁還算年輕，身強力壯的，打算這輩子就這么混了？”他說：“我娶不上媳婦了。自己湊合活著吧。”我說：“多俊的大閨女你就別想了，但恁只要沒有太高的要求，還是可以娶上媳婦的。”他聽到這兒，眼睛亮了一下。但馬上又把腦袋耷拉下來，說：“那我也娶不上。”我說：“能娶上。隔壁村那個邋里邋遢的老漢，70多歲，還說上媳婦了，老兩口過得挺好。你把家里收拾干凈，每天干活掙錢，娶媳婦也不是沒可能！”他聽到這個，好像勁頭上來了，他說：“中，我好好過日子。”我說：“咱不是說完就完事了，恁得給我落實。”他說：“啥叫落實？”我說：“就是說話得算數——我是鄉黨委書記你知道吧。”他說：“我知道。”我說：“我跟你保證，你需要什么支持，我都給你爭取。工作我也可以幫你找。恁說中不中？”他說：“中。”我說：“那恁也表個態，你能干啥，準備干點啥。”他說：“我沒技術，但我有力氣，可以給人家掂泥兜（扛水泥袋），人家給我30塊錢也行，50塊錢也行。”我說：“中，我給你聯系活兒，聯系上了你就去干。”
有個貧困戶，男的，50多歲，實在是啥也不會，種地也種不好，又干不了體力活兒。我說：“實在不行，你就去收破爛吧，就在附近的村里收。收破爛可能掙錢了。”他答應了。我就琢磨著從什么途徑給他弄個交通工具，結果他自己弄了個舊的農用小三輪，開著車收破爛，什么廢品都收，連撿帶收。他還挺喜歡干這個活兒，一天忙忙叨叨的，收入挺好。
趙垛樓村爭取到了省委組織部的一個項目，給了160萬元，建了100多個大棚，種蜜瓜。村里面的集體經濟發展挺好，駐村工作隊隊長張靜組織貧困戶包棚，包這個棚一年得交1000塊錢，但是貧困戶沒錢，咋弄啊？村里有個女的，30多歲，生了4個小孩都有病，最小的那個小妮兒是先天性心臟病，跑大城市看病花了好多錢，家里弄得一貧如洗。她丈夫長期在外地打工，這個女的成天在家憋著，地里活兒也不干，全在那撂荒，家里活兒也不干，弄得亂七八糟。最要命的是，她在家里不做飯，餓了就到村里小超市買吃的。她也沒錢，都是賒賬——買幾根火腿腸、方便面、掛面，全都記賬上。她丈夫春節回來，拿掙了一年的錢先還賬，還完賬就剩不下幾個錢了。俺就找她談，讓她把自己家地種好，把家里家務干好，搞好衛生，每天做飯給孩子吃，再承包兩個蜜瓜棚。她說：“俺不干！”我說：“你不干我就開大會，讓親戚朋友大家都來說說你。你嫁到這個家，是怎么當這個家的媳婦的？你丈夫一年到頭在外邊累死累活，你在家憑什么啥也不干！”她說：“恁管俺咧！恁是鄉書記就能管俺家的事了？恁開大會就開大會，俺就不干！”我就火了，我說：“恁這個人真是差勁！一年到頭不掙錢，還禍害好多錢，你四妮兒沒錢怎么看病？你孩子是恁親生的不是？”我聲音有點兒大，吵得她家空蕩蕩的房子都有了回音。她家四妮兒就跑出來看。她把孩子拽過來，摟在懷里，掉眼淚了。我一看，已經觸動她了，也別再多說了。我說：“兩個棚村里都給你安排好了！下午我叫支書來找你，你就抓緊辦手續。”說完，我沒等她回答，就站起來走了。她因為長期不勞動，一開始干活兒也不積極。我們駐村工作隊就每天督促她，天天逼著她干，不干不中，讓她養成良好的習慣。那兩個棚，每個大概占地一畝，每年能種兩茬蜜瓜，還能種一茬蔬菜。這一年就能弄個2萬塊錢。她自己家那幾畝地，種小麥和玉米可以滿足口糧，還有余糧。這樣口糧和蔬菜她大半年能自己生產，就不用成天去小賣部賒賬了，丈夫年底拿回來的幾萬塊錢能存下一多半。她后期也確實好好干了，很順利就脫貧了。后來她帶小孩去上海，找了個好大夫，花幾萬塊錢給孩子做了個手術，把心臟病徹底治好了。這幾萬塊錢，醫療保險給報了一部分。
后來，我們把這些因為自身條件限制、沒思路、懶惰等情況的貧困人員統計起來，每個月抽出一天晚上在村里開大會。開會弄啥？就在他們中間評比，讓他們站出來匯報，說說這一個月掙了多少錢、干了多少活、計劃啥時候能脫貧。他們說完了，干部群眾都給他們鼓掌，表揚他們：“恁真中！”他們本來都是生活在角落里的人，很邊緣，現在把他們推到亮堂的地方，讓大家尊重他們，認可他們，建立他們的自信，讓他們對勞動更有積極性。
那些沒有勞動能力的，或者因為種種原因確實邁不過這道坎兒的，就需要直接給他落實政府兜底幫扶政策。
董莊村有一個貧困戶，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割麥前的一天。男主人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還有個老爹，80多歲了。我跟村支書上他家去了，一進他家院子，就看見他爹穿個襖，萎在院里一個土堆上，我們進去了，老漢看了我們一眼，我們跟老漢打招呼，他無精打采地答應一聲。屋里有個男孩，還有一個女孩。兩個孩子跑出來，站在那兒看著我們。村支書跟我介紹說：“這個男孩上三年級，姑娘在我們蘭考縣初中，該考高中了。還有個大妮兒沒擱家。”村支書又對他們說：“妮兒，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咱們鄉的岳書記。”姑娘說：“岳書記好，俺是共青團員。”我就問那個姑娘：“你好啊，恁爸跟恁媽在哪了？”姑娘說：“俺媽得癌癥了，俺爸帶俺媽化療去了。”說著，這個女孩嘴一扁，眼淚就要往下流。我說：“姑娘你別著急，叔叔問你，你姐姐呢？”她說：“俺姐剛考上河南大學，在鄭州念大一呢。”我問她：“恁家幾口人？吃了幾口低保？”姑娘說：“俺家6口人，吃了一口低保。”我就問支書：“他家這么困難，咋只給辦一口？”支書說：“恁不是擱大會上說啦，村‘兩委’班子的近親戚任何人不能辦。這個老頭兒是我的舅唉，我不敢給他辦，這一口還得想法不叫你知道，這又叫你查出來了。”我一聽，心里“咯噔”一下，眼淚差點掉下來。我對支書說：“咱先回去吧。”
回來我就反思：這種情況應不應該給他家辦呀？那肯定應該給辦。我就趕緊把他家的低保都給辦齊了，6口人都吃上了低保。8月份，我又上他家去，夫妻倆還是沒擱家，在外面看病。孩子們都放暑假在家，小女兒已經考到蘭考一高，需要學費大概5000塊錢。大女兒上大學也需要學費，也需要幾千塊錢。回來我就跟鄉里研究，資助他家，給兩個姑娘解決了學費。等到冬天，我再去他家的時候，夫婦倆還是沒在家。小女兒在家，我對她說：“叔叔來看看你家生活情況咋樣了，還缺不缺錢。”小姑娘說：“叔，我們家不需要錢了。我現在一放學，就到飯店給人家刷碗，刷完碗，人家還管我飯。有時候刷的碗少，就給我10塊錢，有時候刷得多，就給20、30、40。有一次店里忙，我幫著干了好多其他活兒，人家給我100。我現在錢夠用了，不要鄉里的錢了。”我和支書一聽，心里特別高興。這個小妮咋這么好！
又過了三年，小妮考上大學了，大妮考上研究生了。她們的媽媽癌癥沒治好，去世了。男的本來是個包工頭，不用帶著媳婦到處看病了，就回來繼續干，這家就脫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