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是拖延時間，晚上睡得很淺，經常驚醒，得時刻小心強拆。”高讓讓看守搬遷過去的東西，兒子高飛睡在老油坊里面。
眼看天氣一天天轉冷，政府工作人員經常來勸說高家簽字同意搬遷。據高飛說，甚至有人揚言要“堵路，斷你們的電”。一度，高飛生活在“明天強拆隊就要上門”的恐懼之中。
眼看回遷無望，老傳承人一家開始了艱難的維權。
高讓讓找到了長安區(qū)文體廣電局，希望他們能從非遺保護的角度，幫助他與區(qū)政府溝通。可等來的答復，卻是他們也“無能為力”。
“主管單位都幫不了我，那我該找誰？當時真覺得挺迷茫的。”高讓讓坦言。
作為灃峪口老油坊的主管及保護單位，長安區(qū)文體廣電局為何“緘默”？
“這兩年區(qū)政府在搞一個新農村建設的項目，老油坊所在的灃峪口村也屬于規(guī)劃的范圍內。具體如何規(guī)劃、如何建設，區(qū)政府已經交給區(qū)城建局操作，我們只是配合。另外，雖然老油坊已成功申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物權仍在灤鎮(zhèn)街道辦。”通過電話，長安區(qū)文體廣電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據這位工作人員透露，在傳承人和多位非遺保護專家的呼吁下，文體局曾向區(qū)政府和區(qū)城建局提出過意見。“但得到的答復是‘哪些該拆，哪些不該拆，我們心里有數(shù)’，從此，我們也不好管這事兒了。”
然而，在傅功振看來，雖然有困難，但長安區(qū)文體局沒有積極站出來為傳承人“撐腰”，實屬不該。“涉及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就應該由文化部門主導，其他部門配合。”
當?shù)匚幕块T也提出過保留老油坊傳承人的開發(fā)方案。
這曾讓高飛曾一度看到一絲希望：“說真的，即使政府不愿意出錢，只要答應文物局或文化局的方案，我傾家蕩產也愿意修建。因為我喜歡這待了幾十年的老油坊。作為傳承人，我都要盡最大努力的，不為金錢，只為責任。”
學界如今比較認同的保護非遺文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種：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和生產性保護。
王智認為，老油坊能夠活態(tài)存在100多年，“生產性保護”最適于保護這一類項目，也最重要。“在該項目保護中如果過于強調博物館式的保護，而破壞原有的生產工具、生產環(huán)境，把傳承人和油坊分開，反而更有遺憾。這使以藝人為主的活態(tài)保護陷入被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魁立認為，如果油坊本身維持不下去，博物館才可以建。
“如果它是可以繼續(xù)生產的，搬到博物館顯然沒有意義。就像木雕作坊，它現(xiàn)在做得很好，告訴它，對不起，我們要對公眾開放，建成博物館，這是強制性的，當然不行。”劉魁立說。
可惜，這一切都不能實現(xiàn)了。
“目前看來，在我國，文化部門還是‘挺不起腰桿’。為什么？”傅功振說，“這說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還有缺陷，它僅僅是粗略的規(guī)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在保護的基礎上才能合理利用和開發(fā)。但具體該怎么落實？具體細則是什么？若在開發(fā)建設的過程中涉及到非遺項目，一定要經過非遺保護部門的審批，也應通過專家的論證。這些都要通過《非遺法》的保障實現(xiàn)。”
劉魁立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是一個行政法，“主要是規(guī)范政府行為的”。“頒布法律之后，最最重要的問題是嚴格執(zhí)行。現(xiàn)在很多地方并沒有貫徹這部法律，沒有關注非遺的真實性、傳承性，有時候會急于把非遺項目商業(yè)化。這還是對于這部法律的遵守不夠全面、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