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遺詔
編者按
近日，遼寧省檔案館展出了“康熙遺詔”，再一次引起大眾對于雍正皇帝即位問題的關注和探討。一些媒體據此認為雍正矯詔篡位一說可予否定，這一千古疑案亦可就此破解。其實所謂“康熙遺詔”，并非首次面世，此次展出的遺詔的確具有較大文獻價值，而自孟森先生以來，清史學界就圍繞“篡位說”“繼位說”展開了長期爭論與探討，至今卻依然撲朔迷離，指望據此“康熙遺詔”蓋棺定論為時尚早。究竟遺詔是如何出臺的，在此歷史疑案中起到何種作用？本刊特邀請清史專家對此進行梳理和解讀。
1、“康熙遺詔”與中國古代“遺詔”的特點
其實所謂“康熙遺詔”，并非首次面世，除本次出現之遼詔，海峽兩岸已存有四份。大陸所藏在第一歷史檔案館，臺灣所藏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檔收藏者有二，一為滿漢雙語合璧“遺詔”（以下簡稱一檔詔）。此詔書久已為學界所知，先后有王鐘翰、楊啟樵、金恒源等多位學者對其進行過研究和介紹，并曾公開展出。還有一份僅有漢文、且無日期的版本（參見王鐘翰《清史滿族史講義稿》）。臺灣收藏同樣有二，亦為滿漢雙語一份、漢文一份，其成書過程等也有很多學者研究論證（參見楊啟樵《雍正篡位說駁難》）。而本次遼檔館展出的詔書，以滿、蒙、漢三種文字合璧寫成，蒙文遺詔屬首次問世，對于文獻學研究來說意義較大。但是涉及世宗即位本身，遼詔則很難起決定性的判斷作用。
要徹底說清本問題，必須先簡單梳理一下，在中國古代“遺詔”究竟是何種性質的文件，為何“遺詔”在康雍交替之際受到如此重視。
中國古代皇權社會中，所謂“遺詔”，一般是先君駕崩之時宣讀的詔書，內容多為對其執政生涯的總結及對于新君的期許，當然，通常也會指明某某皇子繼統為帝。而古時的遺詔并不嚴格等同于今天的遺書，很多遺詔并非皇帝親筆，而是皇帝駕崩后大臣或新君根據皇帝生前意愿所擬。因此，所謂遺詔的真偽，關鍵在于它是否真實反映了先皇生前意愿。如是，則為真詔；如非，則應認為是偽詔、矯詔。最著名的矯詔事例發生在秦朝，秦始皇出巡暴崩于沙丘，趙高李斯二人傳遺詔令長公子扶蘇與大將蒙恬自殺，命胡亥登基。古今史家皆認定其為矯詔。
對歷史上遺詔真偽之弊康熙本人心知肚明，在《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1717年12月24日，農歷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記載了他對諸子的面諭，其中有：“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暓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預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當然必須指出，他所說的多是自己過往的總結，并無任何宣布繼位人選的記錄。
毫無疑問，詔書應該是皇位傳遞時至關重要的依據。但縱觀中國歷史，皇位更迭之際，因詔書真偽掀起的波瀾并不多見。雍正即位可謂此中最為激烈者。個中緣由，又與清代的皇位繼承制度息息相關。中國古代的皇位傳承方式經歷了種種變化，但總體上，以嫡長繼承制建儲最為普遍。一般說來，如果太子身份及早確立，不出意外的情況下，由其繼位順理成章。此時詔書所起的不過是程序上確認新君登基的作用。換言之，如果太子人選未出現變化，而詔書所寫有異，很難不引發朝臣的懷疑，與宗法禮制也不相合。因此，歷史上如隋煬帝謀奪大統，便是設計先使文帝廢除楊勇太子之位，再立自己為太子，以太子身份而非遺詔為繼位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