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鮑羅廷與武漢方面堅決反對蔣介石擅自強令“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的決定，由此引發了著名的“遷都之爭”。
蔣介石“蒙羞”欲自殺
雙方僵持不下之時，蔣介石決定親赴武漢觀察形勢，并試圖說服武漢方面。蔣介石于1 月12日下午到達武漢，受到了極高規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歡迎會，到者約數萬人，蔣在會上演講。當晚，武漢方面為蔣專門舉行歡迎宴會。這本該是其樂融融的場面，卻因蔣挑起的“遷都之爭”而變得更像是場“鴻門宴”。宴會之后，蔣介石記道：
晚， 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逾于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辱而不可侮蔑也。(《蔣介石日記》，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蔣的不良情緒繼續發酵，徹夜未眠，灰心喪氣，以致動了自殺的念頭：
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會上發生了什么，讓蔣情緒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應，甚至要自殺呢？蔣介石并未記下“受辱”的細節。陳公博的回憶再現了當時的情景。鮑羅廷與蔣介石談話時，對蔣的一意孤行感到憤怒，要求蔣尊重武漢方面的意見。鮑講了個西方故事，一個古代的專制君王不聽別人意見，不許大臣們講話，大臣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蔣介石對此不敢當面駁斥，但覺得被喻為專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將此上升到外國人對中國人侮蔑的高度，遂生與鮑羅廷不共戴天之心。這次“受辱”使蔣終生難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記中，仍咬牙切齒地提起鮑羅廷對他的羞辱。
17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上說明中央暫駐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數人的反對。蔣意識到鮑羅廷是武漢方面的后臺，他與武漢方面的矛盾不易調和，便采取隱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開宣傳自己主張。
18 日，蔣介石離開武漢。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隱忍，見到程潛就直言：
余與鮑爾廷不能相容，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復為余辱國？革命至此，總受帝國主義與外人壓迫，何如及時辭我以謝國民，與已死同志之靈。否則，殆有自殺而已。(《蔣介石日記》，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蔣介石寫下了一大段類似“遺書”的文字：
余既不能為國雪恥， 何忍為余辱國。今日情況，余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深信其不誤，然而來華如鮑爾廷等最近之行動，徒使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與其主義完全相反，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蘇俄同志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信用破產，應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復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余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總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自知誤信鮑爾廷之非，何敢再誤國民以為萬世罪人也。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萬歲！(《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20 日)
蔣介石痛恨鮑羅廷，但他深知鮑對國民黨與政府有著重要的影響，且鮑的背后的蘇聯援助也是蔣所需要的，以蔣當時的實力，驅逐鮑羅廷并無把握，說不定是自尋死路。所以蔣既要有勇氣，也需要策略。他開始是有些懼怕，敢怒不敢言，“消極異甚”，無奈之下，也數次夸張地想到以死來“喚醒”國民黨人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