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從流民中形成的江右商幫沒有出現巨商大賈的話，同樣在人口流動中形成的魯商則有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大商人。這類商人一種是官商一體者，如濟寧馳名魯、蘇、豫、皖的玉堂醬園孫家，從4000兩銀子的資本起步，經過百年發展為10萬兩銀子的資本，雇工達四五百名，其醬菜、酒、油、醋等馳名省內外，其東家孫玉堂曾任喜慶年間兩廣及黔滇、浙江等省巡撫，兩湖、兩江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其長子孫善寶曾任江蘇巡撫，三子孫瑞珍官至戶部尚書。同時孫家在家鄉有3萬余畝土地。另一個從商更有名的，是號稱“丁百萬”的黃縣丁家，丁家先后有27人次考中舉人、進士，五品官銜以上者148人，其當鋪、錢莊遍及11個省，相傳資產達5400萬兩白銀。另一種是商人兼地主者。比如章丘縣的孟家，其代表人物是孟洛川。孟家所經營的 “八大祥”商業，遍布國內許多城市(“瑞蚨祥”即其中之一)，分號達28家，從業人員2800人，清末就有”山東袁紫蘭、山西康百萬，兩個財神爺，比不上一個孟洛川”之說。孟家同時還有大量土地。當然，魯商中也有純粹的商人。
魯商是“被經商”的，但經商并不意味著他們背離了儒家思想，他們在經商中仍然實踐著儒家思想，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儒商。我們說的儒商其實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是有文化的商人，但這種文化不一定是儒家文化。現在一些商人企業家自詡儒商或夸某人為儒商，更多強調的是這種含義；另一種是以儒家思想從商的商人。盡管他們從商，但處處以儒家思想為規范，我們這里說的魯商為儒商正是取的后一種含義。
儒家思想的背景是農耕文化，以農為本，輕視商業。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標是“學而優則仕”。魯商盡管也經商，并有所作為，但在他們心中，從商僅僅是一種不得不選擇的生存方式，是一種手段。有了錢，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后仍然要入仕。許多魯商走的都是 “經商—科舉—入仕”這樣一條路。
在經商過程中，魯商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商業道德體系，這種商業道德體系的思想是儒家的“重義輕利”和“民無信而不立”。體現在商業經營中就是以誠待人、以信接物。這些信念再加上山東人重朋友義氣、重承諾的梁山好漢血性，造就了魯商成功的商業。孟家的“八大祥”，玉堂春的醬菜，正陽樓、便宜坊等字號都成為百年老字號，受到消費者的普遍信任，正是因為這樣的老字號既保證質量、童叟無欺、貨真價實，也從不在商業中靠假冒偽劣和欺騙手段發財。這些都是魯商成功的保證。
儒家文化本質上是一套為人處世或者做人的道理，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行為規范。魯商在經商中和經商成功后都按這種行為規范行事，按儒家的標準做人。儒家的行為規范包括個人的道德修養和對社會承擔的責任，這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明代山東商人史朝佐，不僅以商業成功聞名，更由于他性格豪爽，仗義行俠，對自己勤儉節約而對公益事業是不惜金錢，而為后世楷模。上文提到的孫家、丁家、孟家雖然富甲一方，但都謹記儒家的為人之道，為后世所稱贊。而且，與其他商幫的封閉性略有不同的是，魯商還以寬闊的胸懷接納其他地方的商人，比如當年的廣東、上海、山西、河南、天津等地商人都在山東經商，其實力也足以和山東商人抗衡，甚至還建立了會館。其實，儒家思想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所有商幫的指導思想，無非在魯商種體現得更突出，更普遍而已。（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