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戰的腥風血雨中，特工們繼承俠士遺風，通過歷史的傳奇，扮演了領袖、信徒、對手、英雄、叛徒這形形色色的角色。
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盡管人們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為所有逃避日本占領軍殘酷統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樂土，但孤島還是成了動亂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屬下的英美行政當局已根本無法抵御日軍的苛求，日本軍隊行將進入并占領公共租界。在愛國情緒的激勵下，上海市民把孤島作為發起抗日運動的基地。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利用租界來進行抗日宣傳，收集情報，獲取軍事物資，密謀暗殺，進行抗日的神經戰。在汪偽警察的協助下，日本人也以牙還牙，大肆報復。
在這場城市戰爭中站在前列的是國民黨情報機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的特工人員。軍統的首領便是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的希姆萊”的戴笠。他利用《三國演義》和《水滸》等古典歷史小說中的豪俠之風、仁義忠孝之類的語言來激勵特工進行生死戰。為了恐嚇投敵分子，從1939年到1940年間，軍統在上海進行了一系列暗殺漢奸行動，其主謀就是戴笠。
“家長”戴笠
1932年，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義的中山陵，蔣介石授命戴笠組建特務處。蔣以黃埔軍校前校長的身份教導戴笠在組建特務處時不妨讀讀《三國演義》和《水滸》這類傳統的歷史小說，以便從中得到啟發。
戴笠堅持必須建立與忠孝仁義傳統信念相吻合的組織體系，用中國式的語言來表述這些觀念，他對部下說：“同志即手足，團體即家庭。”“我們的同志以仁義而相聚，我們的關系以互忠互信為紐帶。”
特務處的核心組織為藍衣社，由“十人團”組成，其成員幾乎是清一色的黃埔六期同學。從1932年到1937年，這些老同學在戴笠的領導下，靠一筆經費在南京一個特別的辦公室里共同生活。他們把這當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結拜兄弟。這個團體帶有平等主義色彩，戴笠雖然是領導，也不過是平等兄弟中的一個帶頭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特務處工作量大增，其機構大為擴張，到1938年就變成了軍統組織。軍統的總指揮部在國民黨的陪都重慶，其成員多為軍統訓練班的畢業生。軍統局聘用了越來越多的軍人報務員和情報分析人員，準軍事的秘密特工部隊均配有美式裝備。結拜兄弟之間的習慣用語和古代武士的悲壯氣概依然激勵著敵后地下特工站英勇奮戰。
軍統局的科層化使工作關系得以正規，但是它并沒能取代以往的兄弟義氣，也沒有改變戴笠的政治文化觀念。戴笠給軍統內刊題名為《家風》，儼然以家長的身份辦理局務。軍統組織要求絕對的服從和徹底的獻身精神，對個人行為嚴加約束。他援引《漢書》中的名言“匈奴不滅，何以家為”禁止部下在抗戰時期結婚。他制定紀律嚴禁吸煙、賭博、打麻將之類的不良行為。違犯內部紀律的人通常被單獨關禁閉，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違犯局規遭到處決。這種死刑稱之為“殉法”，是一種“殉難”的形式，以確保軍統局內部嚴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軍統的同志們具備刻苦、堅定、奉獻、忍耐這樣的品行，他不斷提醒他們，加入秘密組織目的是為國家為人民做出特殊的貢獻。因此，為了維持軍統“家教”的純潔性，其成員必須隨時準備做出完全的犧牲，就像蔣介石親自領導的力行社“革命戰士”那樣。
戴笠承認他對蔣介石的個人忠誠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個人忠于領袖蔣介石的絕對重要性。這樣，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絕對效忠于他。在戴笠看來，軍統的任務就是當蔣介石的“耳目手足”。軍統局的成員不能有獨立思考的想法，必須滿足主子的要求，甘為領袖效犬馬之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