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上世紀九十年代前，中國社會一般觀念中，極少贊美科舉制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由國文到語文教材中，《范進中舉》常是入選篇目，這不是偶然的，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了國人對科舉制度的基本態度，這個影響至今也還在人們的普通觀念中。上世紀九十年代后，主要是在學術界，更多提到的則是科舉制度的好處，而對它的壞處則很少議論了。
凡一種制度在穩定周期內長期存在，必是好處多于壞處，因為人類智慧一般是擇善而從。1905年，科舉為新教育制度取代，也說明這個制度本身的歷史終結，表明這種制度的壞處多于好處了，這個大判斷，一般不會因為小事實而改變。科舉是在端方和張之洞手中廢除的，而他們恰是科舉中最成功的士人，他們看清了歷史的大勢。從隋唐創立科舉制度到晚清廢止，一千多年間，這個制度在不同的時期本身也在變革，但變到最后，依然逃不出終結的命運，這是時代使然，沒有辦法的事。
科舉制度最為人稱道的好處有兩點，一是相對公正，為所有讀書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動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識訓練和道德養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讓讀書人的榮譽感真正成為一種內心需求，齊如山在《中國的科名》一書中曾講過，明清兩朝，進士出身的官員中，貪官污吏較少。唐代名相劉晏的著名判斷是“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宋代名相王曾對流內官與流外官的著名觀察為：“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
不管怎么說，科舉廢除后，一般的歷史觀察，還是認為這個選擇順應了歷史潮流，如今想從科舉中發現好處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這個制度的心理則不免迂腐了。
錢鐘書對科舉制度的判斷非常鮮明，以為荒唐處甚多，這并不意味著他不知道這個制度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里的好處，而是他更多看到了這個制度的壞處，錢鐘書從不說科舉的好話。他在《談藝錄》中，對學業與舉業，多有議論，他的明確評價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術，判為兩途。曰舉業，進身之道也；曰學業，終身之事也。茍欲合而一之，以舉業為終身之學業，陋儒是矣；或以學業為進身之舉業，曲儒是矣。”(《談藝錄》第353頁，中華書局)
1935年，錢鐘書在蘇州和陳石遺聊天，記為《石語》。陳石遺是舉人出身，他說：“科舉之學，不知銷卻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謂學校起而舊學衰， 直是胡說。老輩須中進士，方能專力經史學問，即令早達，亦已擲十數年光陰于無用。學校中英算格致，既較八股為有益，書本師友均視昔日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過老輩。當年如學海堂、詁經精舍等文集，今日學校高才所作，有過無不及。以老夫為例，弱冠橐筆漫游，作幕處館，窮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動筆時，心所疑難，不得不事翻檢。然正以無師自通，亦免于今日學生講義筆記耳學之弊焉。”(《石語》第4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錢鐘書此處下一批語：“所見先輩中，為此論者，惟丈一人，通達可佩，惜學校中人未足當此也。”
錢鐘書在《談藝錄》中還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種《七松園弄假成真》的話：“原來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舉業……那知天公賦他的才分，寧有多少，若將一分才用在詩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畫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將一分才用在賓朋應酬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終身博不得一第，都是這個病癥。”(第355頁)此段意思和陳石遺所見完全相同，足證錢鐘書對科舉的觀念，他把這種觀念帶到了《圍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錢鐘書對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為是對科舉的另外一種評價。他說方鴻漸到了歐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銀行里只剩四百多鎊，就計劃夏天回國。方老先生也寫信問他是否已得博士學位，何日東歸。他回信大發議論，痛罵博士頭銜的毫無實際。方老先生大不謂然，可是兒子大了，不敢再把父親的尊嚴去威脅他；便信上說，自己深知道頭銜無用決不勉強兒子，但周經理出錢不少，終得對他有個交待。過幾天，方鴻慚又收到丈人的信，說什么：‘賢婿才高學富，名滿五洲，本不須以博士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賢婿似宜舉洋進士，庶幾克紹箕裘，后來居上，愚亦與有榮焉。’方鴻漸受到兩面夾攻，才知道留學文憑的重要。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圍城》第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