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巨大的陷阱，落進去的是一大群批評家。
那么，究竟怎樣評價《作女》才能揭示其真實價值呢？我認為，還是應該依據(jù)恩格斯關于現(xiàn)實主義必須真實地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經(jīng)典論述來評價它。
不知為什么，恩格斯這個經(jīng)典論述似乎已被人們拋棄或遺忘了。可是拋棄得了嗎？無論打出什么光怪陸離的旗號，作家和批評家能把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從任何一部有價值的成功之作中驅除掉嗎？即以《作女》而論，它之所以具有重大價值，正在于它出色地再現(xiàn)了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為現(xiàn)實主義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相反，倘若剔除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性格，它就會一錢不值，即便把女性的生老病死、愛恨情仇、悲歡離合乃至頭發(fā)絲和腳趾頭都描繪得出神入化或塞滿女權宣言也毫無價值。
在論及《作女》時，倒也有人提到了典型化問題。孟繁華十分正確地指出："好的小說，好的人物……典型化是非常重要的。"他具體的指卓爾形象："我們都不是卓爾，但是我們身上都有卓爾的欲望，都有潛在的東西。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可能是遇不到一個卓爾……但是卓爾集合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東西這就是一個典型。"（《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3日第26版）遺憾的是，我只看到孟繁華一個人這么講，而且只講了這么幾句，未能展開論述；更遺憾的是，他發(fā)表了如此精辟的言論，卻以"特別保守主義的看法"名之，無論出于自謙或反諷時尚均屬不妥。其實，典型化是一個老而彌新的原則，永遠扯不上什么"保守"。文學創(chuàng)作固然不必也不可能統(tǒng)統(tǒng)以典型化為指歸，典型化卻永遠是文學創(chuàng)作達到高層次的標志。無論時代怎樣變化，社會怎樣發(fā)展，只要文學還要生存，它就絕對不可能拋棄或蔑視典型化的原則。張抗抗深諳于此，她二十多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正是在典型化的道路上跋涉過來的。而今，她在《作女》中令人欣喜地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誠如孟繁華所說，卓爾是一個典型。但她絕不僅僅是個所謂"她世紀"的張揚女權意識的新女性的典型（只能在次要意義上稱為這樣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她更是一個隨著市場經(jīng)濟而崛起的中產(chǎn)階級的典型；從根本上說，她則是馬克思所期待的能夠從事"自由自覺的活動"即符合人的本質的理想新人的典型。當然，因為時代尚未提供足夠的條件，她還遠未達到那種完全符合人的本質的理想新人的高度，可是，她的種種特性，她的價值觀，她的生活態(tài)度，她的愿望，她的行為方式，卻無不朝著那種理想新人的方向發(fā)展，而且已清晰地顯現(xiàn)出那種理想新人的影像和氣質。她對包括兩性關系在內的各種人際關系，對職業(yè)，對錢財，對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希望達到的目標，都是以那種理想新人的姿態(tài)要求處理的：一方面高度自由，不受任何因素束縛；另一方面高度自覺，即便在激情四溢時也保持著理性的光輝，雖任性卻從不胡作非為，只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只走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應該說，這是卓爾形象的本質特點，而這種本質特點同形象的性別毫無關系。一個男性形象被賦予這種本質特點時，其價值和意義同女性形象并無二致。張抗抗只不過是從作品的需要出發(fā)而以女性形象為中心，因此必然帶出較多女性話題，但這絕不是以改變形象所具有的超越性別的本質特點--致力于自由自覺的活動從而實現(xiàn)人的本質的特點。
必須指出，具有這種本質特點的人物典型，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在中國文學中更是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張抗抗成功地塑造出這樣的典型形象，無疑具有開創(chuàng)性。僅此而言，就是她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
還應該指出，張抗抗的成就絕不僅限于此。她鮮明而生動地塑造的并非一個而是一群極富個性的"作女"形象。與卓爾形成鮮明對照的陶桃也算得上典型，此外還有阿不、DD等等。她們互相聯(lián)系又各自獨立，共性突出又個性迥異，生活道路時而交叉時而平行卻終究南轅北轍，命運歸宿更是在相逢相聚共悲歡后或上天或入地。與此同時，她塑造的幾個男性形象也都各有特點、躍然紙上，特別是新型儒商鄭達磊，同樣堪稱典型。不言而喻，像這樣同時塑造一群而非一個典型形象，藝術難度要大得多，若能成功，則其藝術價值也可能高得多（當然不是絕對的，單個典型形象的藝術價值也可能無與倫比，如秦羅敷，如簡愛，如愛瑪）。張抗抗基本上成功了，因此，她堪稱典型形象塑造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