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三年多時間，我沒有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了。去年冬天，我開始寫一部小說，寫到十多天后，又停了下來。寫作中的小說沿著小說的邏輯在進展，按照人對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在深入。我想，這應該是一部好小說，可是，我終于還是失去了繼續(xù)下去的熱情，在寫作了五六萬字后，終于停了下來。不是我失去了一個小說家基本的能力，使我停筆的唯一原因，是殘酷的現(xiàn)實。是的，在我周圍，現(xiàn)實正以一種非理性的，完全沒有善意與誠摯的方式匪夷所思地展開著。
自從有文學產生的那天起，文學表達就堅持著一個非常強烈愿望：希望這個世界上的人心靈積極向上；希望生命被尊重；希望一些人不是生來高貴，而大多數人生而卑賤；希望被少數人壟斷的知識、財富與政治權力能被普通民眾所享有。我們這些從事文學的人，懷揣著自己的天真，想以自己在文學中表達的強烈祈望來使人受到感染，即便是進行剖析、批判與質疑的時候，內心深摯的本意，也是希望社會正常與健康，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心靈可能得以豐滿，人可能得以獨立，對所有事物作出自己的判斷。
但每一次寫作的完成，都使我對今天文學能否以經典理論所表述的那樣對社會對生活產生影響產生強烈的懷疑。
這種懷疑使我成為了一個低產的作家。
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在英國英文譯本名為《紅罌粟》)算是一部歷史題材。寫上個世紀前50年，青藏高原的邊緣地帶一個得到中央政府承認的地方政權的瓦解。
這是一個以小見大的故事。這個政權的覆滅，流行至今的簡單解釋就是外力的進入。其實，在此之前，這個封閉社會的內部也發(fā)生了很多事情，腐敗、愚民，對有限度改革的抗拒，對新思想的鉗制，教權與僧侶集團利益至上……如果用一座房子作比方的話，這座房子早就變得老朽不堪了，只要外來的一陣風，只要這風稍稍強烈一點，它就要轟然倒下了。
我的這本書，從一般意義上講，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就我本意來說，我不是要人將其看成一個虛構的遙遠傳奇，一個敘述奇異故事的精致文本———雖然那個封閉世界中的確有許許多多匪夷所思的奇聞軼事。我的本意是提供一個有現(xiàn)實意義的樣本，文化的樣本、世俗政治的樣本。
中國人看歷史有借古知今的傳統(tǒng)，我想，我的文本也要提供這樣一種有價值的認知，但是，我想它只是在很少人那里得到了我期望的回應。更多的人，是以一個傳奇故事，一個比較完美的敘事文本來看待這部作品，而且，還有更多的人在否認這部依據大量口傳材料與歷史文獻所呈現(xiàn)出來的那些基本的事實。比如，我曾為了這本書在歐洲大陸上旅行，在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的朗誦會上朗誦這部小說，并和它的歐洲讀者交流時，也有生活在歐洲的我的同族同胞來參與。我還記得，會后交流時，一位同胞對我說：“書寫得很好，但是你寫西藏殺人，我們西藏怎么會殺人呢？”我只好回答：“那可能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兩個西藏。一個是我生活至今的那個西藏，一個是你從歐洲夢想的西藏。”
前面說過，從尋常意義著眼，這本書是相當成功的。在中國國內是暢銷書。得過國家最高的文學獎項，有數十個外文譯本。但最大的遺憾是，期待中的意義沒有出現(xiàn)。這個意義，就是希望對一些特定的人群產生一些特定的影響。大家一起也反思，當一個文化出了問題，出了大問題時，被其支配的族群的悲劇性的命運。以求人們的覺醒，以求人們思考這樣的問題：這個族群是被動地順從時勢的變遷，還是從自我的內心喚起革新的愿望與行動。
寫完這部作品，我差不多有十年時間沒有寫作。
十年后，我才開始陸續(xù)寫作并出版我的第二部長篇作品。這一回，我轉而開始觀察現(xiàn)實，上個世紀后50年，青藏高原東北部一個藏族村落的歷史。這部作品，是一部觀察紀錄。觀察與紀錄一種文化，以及這種文化支配下的人群如何艱難地面對變化，適應變化，但并不知道最后會被這變化帶向何方的一個樣本。這些人所以不知道也無力操控自己的未來，因為他們只是一群偏遠山地的沒有文化的農民。但是，這個族群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受到現(xiàn)代教育，但卻很少有人愿意思考這樣的問題。每個人都感到危機，卻又少有人思考危機產生的前因后果。簡單的方法，就是在兩種意識形態(tài)之間挑邊站隊，獲得某種“政治正確”，從此解除了現(xiàn)代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該承擔的個人責任。這部書，甚至連商業(yè)的成功也沒有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