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網絡上有一場關于代筆的爭論。我不寫微博，覺得那活瑣碎且浪費時間，但也經常看一下網上的熱點事件。關于韓、方之間的爭論，認真看了，覺得有意思，甚至有趣。方先生是一個較真的人，他發現一個神童故事有了瑕疵，便下定決心要弄明白這個神童的成色有幾分。韓作家也有趣，別人一說他代筆，便亮出手抄的原稿來，證明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品”，絕無代筆。其實在今天，什么都可以造出來，何況手寫的“原稿”，這一舉動實在小兒科了。大家都知道代筆并無“違法”之處，只是要下定決心維護一個神話就太不值得了。我不想就此爭論說三道四，有人不相信神童，有人堅持當韓粉，都無大礙，只是讓我想起“代筆”其實是久有傳統的事情。
“文革”前，郵電局的門口，有人會擺一張小桌，支一面小招牌，上面寫著“代筆書信”。那時候，沒有讀過書的文盲不少，收到了親人從外地寄來的信，就有了讀與寫的問題。潦倒的讀書人找不到其他工作時，便有人干起代筆書信的營生。上學時路過郵局，見到代筆者為大爺大媽們寫好了信，還會認真讀給他們聽：“吾兒，來信收到，家里都好，望兒在部隊聽領導的話……”用的是第一人稱，這是正味的代筆。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從工廠被借到《陜西文藝》當“工農兵編輯”。除了接待作者，編稿退稿，還要為“工農兵作者”改詩。那時天津有個小靳莊，寫詩出了名，于是全中國都在發表農民寫的詩。根據我的經驗，不少的農民詩都經編輯“代筆”。比方說，一沓子詩稿，只有一句“詩歌本是土中埋”還像句詩，那么，我就再加幾句：“我用鋤頭挖出來。汗灑大地糧滿倉，情譜稿紙詩花開。”然后交領導審定，用那個作者的名字，將這首詩發在刊物上。這樣的詩，有原作者的“基礎”，編輯不是全部代勞而是部分“修改”，用的又是原作者的名字發表。作者滿意，刊物又配合了形勢完成任務，“代筆”也就習以為常了。為了寫得像民歌，那段時間我天天泡在從古到今的各種民歌集子里。記得1973年《解放軍文藝》發了我一首《女隊長的畫》，就是那時學習的一篇作業：“打開門兩扇，消息插翅傳，女隊長的畫，要往省上選……”對不起，寫得拙笨，以后又沒收入集子，這四句后面的句子記不得了。
這些年代筆成了一個職業：“槍手”。明星們名氣有了，要出個自傳，要寫點心得。請“代筆”代勞，一筆雙贏。沒有明星，代筆的槍手寫得再好，沒有人要他的文章；沒有槍手，明星的故事再生動也變不成文章。“代筆”成為一種市場潛規則，一個要名，一個掙錢，合作愉快。槍手有各種，代筆也多樣，比方說，槍手替大牌編劇爬格子，然后稿費分成；比方說，學生寫了論文，導師署名在前聯名發表；林林總總，讓不少無名的寫手找到了工作。
槍手是掙錢的潛伏代筆，秘書則是工作規定的職業代筆。我在基層時，也當過幾天秘書，我知道領導出思想，根據領導的指示，寫成文章，再經領導同意，就是領導的講話和發言了，這種文稿如果發表也是領導署名。因為我們明白，各級政府實行集體領導，主要首長的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秘書就是動筆把這結晶變成文字的職業人，無論你的上司是個老板還是個鄉長！雖然這幾乎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然而也有例外，比方說，有的領導就愛自己動手寫文稿，有的領導還有寫點詩詞文學作品的愛好。當這些文章和作品結集出版以后，人們就有一種興趣，探求是首長親筆創作，還是秘書代筆？這種探求，不涉及法律，也不涉及道德，只涉及真相以及真相后面對一個作者的了解。比方說，有人曾置疑大家熟知的偉人詩詞有人“代筆”，對此，我不以為然。要不是老人家自己動筆，哪位有膽把“不須放屁”這種字放進“念奴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