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鳳凰：中日與東亞》期刊再次刊發了茂叟的三十首完整譯文。不過，戴維斯譯本所具備的上述優點，促使后來修訂《中國總論》的衛三畏，用戴維斯文本替代了茂叟譯文。換言之，《中國總論》1907年及以后的版本當中所見到的三十首《采茶詞》，是戴維斯譯文而不再是茂叟的譯文。問題是，1848年版中注明了這組譯詩的出處，修訂版中卻沒有。所以當后人再從《中國總論》中轉引這一組詩時，就會出現兩個不盡相同的文本。而后一個文本即戴維斯譯文，很容易被誤認為也是出于1840年的《中國叢報》，或者干脆當作衛三畏本人的譯筆。
自19世紀末到今天，經過不斷被各類書籍援引、節錄，《采茶詞》有了好幾個不同的英文標題，僅筆者見過的就有“Ballad Of Tea-Pick?鄄er”、“A Ballad On Picking Tea”、 “Tea Ballad About Picking”、“The Ballad On Picking Tea In The Garden At Springtime”、“Tea-Picking Ballad”等數種，但究其內容也不外乎是戴維斯或茂叟的譯文。這一組在本土并不很受人們重視，連作者也長期未明的竹枝詞，在異邦卻產生了如此廣泛的影響，不免令人感喟。
當然首先因為《采茶詞》是一組詩。按照采茶時令的先后敘事抒情，聚焦茶女典型的日常動態，鋪陳她們的生活、思想和豐富的內心情感。作為詩歌，它或許不算是中華浩瀚詩海中的精品，卻章法整齊，結構清晰，層次井然，而且不用艱深典故，不用繁難字詞，三十首一氣呵成。行文淺白而聲情并茂，是茂叟和戴維斯偏重這組詩的主要原因。后來英國女學者Catherine Ann White 也是為此轉錄了部分《采茶詞》，用作她的《古典文學》一書里中國古典詩歌的實例。1852年，倫敦Grant and Griffith出版社推出兒童讀物《家里奇觀》，此書由十一個與家中常見實物相關的小故事組成，其中第一個“一杯茶的故事”，用的是茂叟譯文的第一首開篇，還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其次，《采茶詞》是一組敘說茶事活動的詩，帶有系列的連貫性，而且出自中國茶文化的發祥地———有名的松蘿茶的產區。組詩通過采茶女對勞作過程的自述，次第疊現出產區的種茶環境、采茶時序、烘焙情境，真切而具體。
茶葉是中國原生經濟作物，種茶制茶有著悠久歷史。清中葉以降，從廣州公行貿易到五口通商、滬甬開埠，茶葉和鴉片是中英印三角貿易中舉足輕重的兩大宗類別，二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對19世紀的中西交往、中國社會和全球經濟體系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西方學者對神秘中華的好奇，對東方財富的貪欲，都與茶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875年，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分會會刊曾發表過一份中國茶葉產區普查及紅、綠茶主要品名報告，其中的“綠茶”一詞被等同于“松蘿茶”，其中提到“松蘿是一座山名，據傳為首次發現綠茶之地”。從文中可見，松蘿茶不僅一度是徽州綠茶的代稱，甚至中國綠茶的代稱。所以衛三畏論述中國茶事，會將《采茶詞》錄入其中，以增強他自己著述中相關文字的說服力。1849年，英國漢學家、英政府首任香港最高法庭律師瑟爾(Henry Charles Sirr，1807—1872)在倫敦出版了《中國與中國人》，書中第二卷論及茶事的部分也節選了茂叟《采茶詞》譯文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