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今天已屆古稀之年，在50歲之前，她對自己作為知識女性的才情與天賦從未有過清晰洞察。漢娜本人的故事可說是自上世紀50年代至今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中上層社會女性探求與改變自身命運的經典寫照。她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無法寫我自己，這就是我為何寫他人的原因。”
漢娜在洛杉磯長大，她的父親是一個汽車零件制造商，母親一心希望自己美麗的女兒將來嫁個好老公。猶太裔出身的漢娜與她同時代的很多女性一樣，是被當作完美的太太、體面的家庭主婦和母親來培養的。上世紀中期，正是美國經濟繁榮的年代，漢娜也步入她人生的黃金期——青年時代。中學畢業后，雖然漢娜非常想上老牌的著名文理學院拉德克利夫學院，但父母并不希望她將來做一位女學者，而將她送入了韋爾斯利女子學院。這一決定最終使漢娜成為若干年后她第三位傳主宋美齡的學妹(宋美齡曾于1913至1917年在韋爾斯利女子學院就讀)。就這樣，相隔38年的機緣巧合將東西方不同膚色、種族女性的命運暗中締結在一起。
在韋爾斯利讀三年級時，漢娜嫁給了一位金融家，這段美滿的婚姻持續到她35歲那年，其丈夫因心臟病發作猝死。4年后，漢娜與著名電影家艾倫·帕庫拉結婚，他是電影《殺死一只知更鳥》的制片人，也是《索菲的抉擇》、《水門事件》等名片的導演和編劇。當帕庫拉先生拍攝電影《水門事件》時，漢娜也找到了自己的職業：傳記寫作。雖然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但她能自律，極具耐心，且求知欲旺盛。她花了七年時間沉迷于巴爾干歷史，為的是寫作她的首部作品，瑪麗女王的傳記《最后的羅曼史》，這部作品1985年出版后，好評如潮，多次再版。那時，漢娜早已步入中年。
漢娜有著天然瀟灑的社交風采與自信，但要想成為一位作家，她仍感覺心虛。她的導演丈夫給了她信念上的強力支撐。 漢娜回憶說：“他給予我足夠的空間去嘗試。那對我而言，是巨大的恩賜。無論成功與否，他都對工作這件事本身保持著敬意。”
1998年11月，漢娜的第二任丈夫——成就卓著的艾倫在70歲時死于紐約長島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車禍。那之后，她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中。
為撰寫宋美齡傳，漢娜采訪了很多當事人，并從書信、回憶錄、論文集與公共文史檔案中尋找資料。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最后的皇后》終于面世，引起強烈反響。書中引用抗戰時長期任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名記白修德的分析，“國民黨的行止在外表上看似乎很完美，唯錯在領導階層腐敗，秘密政治之殘忍，和無法兌現承諾，吸干了中國人民的骨血眼淚”，念及宋美齡為何飽受西方教育，卻對丈夫的獨裁統治無任何制約，以至于他的執政黨迅速淪為一個低效而昏聵無能的政府，作者“總不免感覺她離開韋爾斯利之前，并未能真正學到多少關于西方民主精神與政治的精髓，倒是在麻將桌前虛度了許多大好午后光陰”。
在這本書里，漢娜也對她的新傳主——宋美齡表達了女性的同情，認為宋美齡作為一位風姿綽約、懷著新思想的新女性，從美國回到中國后，她所面對的時代，依舊將女人視為丈夫的妻子和兒子的母親，她的丈夫早有妻室，在婚前就染有性病，因此她不得不獨自探索生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