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不是一般的意識形態分歧，因為它直接涉及雙方的內政和領導人的地位。中蘇論戰是圍繞雙方的理論和內外政策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而展開的，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導致對對方內政的直接干涉。當時蘇聯指責中國是“教條主義”，中國指責蘇聯是“修正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成為領袖，既然背離了馬列主義，成了教條主義者或修正主義者，那還能當領袖嗎？可見，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是涉及最高領導人政治地位和命運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這場爭論才具有如此尖銳的性質，并帶來如此嚴重的后果。
（3）在意識形態爭論中，中國錯誤更多些，責任更大些。中國方面的錯誤既表現在爭論的內容上，也表現在爭論的方式上。在爭論內容上主要有兩個錯誤：第一，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即對時代、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從整體上來看，已不存在革命和戰爭的形勢，世界開始進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時期。而我們還強調“時代沒有變”，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是照搬幾十年前列寧和斯大林的觀點，確實是“教條主義”。相反，赫魯曉夫主張緩和、裁軍，集中力量搞建設，同美國搞和平競賽，想在經濟上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在某種程度上倒是反映了新時代的要求。第二，我們拿自己國內那一套不成熟的政策和經驗去套蘇聯國內情況，并由此得出結論認為，蘇聯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在論戰方式上，我們強調論戰要進行“一萬年”、“八千年”，不留回旋余地。到后來，實際上是要求蘇共只有放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線，才能停止論戰，改善中蘇關系。這同我們自己在波匈事件后倡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相違背的。
（三）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內外政策的“左”傾是中蘇走向分裂的推動因素
有的同志指出，1957年以前，中蘇關系處于上升趨勢，因為這一時期兩國內外政策、戰略利益和方向基本一致。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路線也基本一致。這里面有分歧，一是斯大林問題，雙方經過交換意見，觀點已經比較接近；二是和平過渡問題，我們當時也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蘇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對整個國際形勢的分析是相同的。蘇共二十大強調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中國在八大前后的外交戰略也是謀求緩和。毛澤東講，爭取10年的國際和平環境，為國內建設打下基礎，這是有可能的，后來又說爭取15年也有可能。在國內方面，中蘇都強調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而且這時兩國都開始探索改革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在黨內生活方面，雙方都強調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迷信。但是，正是在中蘇關系的鼎盛時期，中國在國際國內反“左”和反右的傾向問題上發生了轉變，隨之內外政策也開始發生變化。
在國際上，波匈事件后，中國重點從過去主要反對“教條主義”轉為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以后又進一步強調“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在國內，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內部講時，重點是反“左”，到發表時修改為重點反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而是階級矛盾。結果是，國際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國內的主要矛盾是階級斗爭，這樣就從根本上修改了八大路線。
對于國際力量的對比，毛澤東強調“東風壓倒西風”，1958年又重提“紙老虎”，顯然是作了過于樂觀的判斷。與此同時，整個外交方針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謀求緩和，以打開同西方的關系為重點，轉向以加強反美斗爭為重點。八大二次會議上曾確定這樣的外交方針：反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團結社會主義；反對美國，打倒帝國主義；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爭取民族主義。這幾個戰略目標都是超出當時中國國力的，也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使中蘇原來對外戰略上的一致格局被打破，結果雙方的共同語言和相互理解越來越少，信任的基礎越來越脆弱。在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赫魯曉夫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對表”的問題。1963年中蘇開始公開論戰，這一方面是中蘇關系惡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國內政治“左”傾化的需要。以后“反修防修”口號提了出來，國內國際相輔相成，一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