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與黨的關系上，蘇共把自己視為“老子黨”，把包括中共在內的其他黨視為“兒子黨”。參加座談的同志說，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應該從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說起，毛澤東思想就是在不斷抵制和擺脫蘇聯控制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參加座談的同志把討論的重點放在了赫魯曉夫時期的中蘇關系上。大家認為，中蘇關系最好的時期是1954年至1957年，即赫魯曉夫執政前期，而不是斯大林時期。赫魯曉夫上臺后，對中國做了不少好事：（1）糾正了斯大林時期對中國的一些不平等做法，如放棄了蘇聯在東北和新疆的特權。（2）增加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156項”援華項目，斯大林時期給了50項，其余是赫魯曉夫時期給的。（3）重要事情同中國商量，尊重中國的意見，如在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召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議方面；蘇聯國內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列為教材，等等。此外，當時中蘇兩國、兩黨在國際上的配合也相當好。有的同志說，如果說斯大林時期把中國同東歐各國一樣看待，那么赫魯曉夫則把中國看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二把手”，在作出重大決定前，先同中國商量，中國有一定的否決權。這時中國方面也大力支持蘇聯。使赫魯曉夫特別感激的是：（1）在蘇共所謂“反黨集團事件”中，中國明確支持赫魯曉夫。（2）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竭力維護蘇聯的“為首”地位。所以，在這期間，中蘇兩國和兩黨關系處于上升趨勢。毛澤東曾說，到了赫魯曉夫時期，中蘇之間“有點兄弟黨的味道”了。他還贊揚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勇敢”，“搬掉了壓在我們身上的石頭”。
參加座談的同志指出，從赫魯曉夫后來對中國態度的變化來看，在1954年至1957年間，赫魯曉夫對中國這樣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國內的地位不穩，有求于中國。他的地位一鞏固，蘇聯傳統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就暴露出來了。赫魯曉夫骨子里還是想把中國拉入蘇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1958年他向中國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問題，毛澤東馬上意識到，這是蘇聯故伎重演：對中國仍然是不平等，還是老子黨和兒子黨的關系，還是想把中國搞成它的勢力范圍，從軍事上控制中國。1959年赫魯曉夫又撕毀協議，拒絕給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實際上是反對中國生產原子彈，企圖把中國置于蘇聯的核保護之下。赫魯曉夫同美國搞“戴維營精神”，壓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讓步，這使中國領導人懷疑蘇美是否在背著中國做損害中國利益的交易。進入20世紀60年代，蘇聯單方面撤退專家，在邊境制造事端，支持印度反華，企圖壓中國就范。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則對中國大軍壓境，建立戰略包圍圈，甚至打算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所以，從赫魯曉夫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中國同蘇聯的斗爭依然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許多當年事件的參與者以其親身經歷證明，中國人在同蘇聯的交往中，確實有屈辱感。
（二）就意識形態方面而言，中蘇爭當“馬克思主義正統”，互不妥協，中國在這方面責任更大一些
關于這個問題，參加座談的同志談了以下幾個觀點：
（1）如前所述，中蘇兩國和兩黨的關系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關系。那時雙方不僅要在對外戰略、國內政策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要保持一致。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分歧以后，雙方都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正統”，強調要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參加座談的同志認為，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國與國、黨與黨的關系不符合客觀規律，不管誰當政，都是注定要破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