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傳統的熏陶與承繼又不像吸納空氣和吃食糧食那樣簡單。因為歷史傳統的核心是文化承載著的思想，思想離不開承載它的載體，即離開文化人們無從尋覓和傳承思想傳統。就兩者關系而言，思想是形而上的道，文化則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離道。如何通過器觸摸吸納器中的道，人們發明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就是教育。教育有多種，有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人們在三種教育方式中更偏重于學校教育的功效。無論是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還是沒有受過正規學校訓練的人，都是如此。往往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人更青睞學校教育。張學良的父母都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都希望他做一個文人。“我母親絕對不讓我做軍人，想讓我考文官呢。我母親要在的話，奉天有個法政學校，她就讓我進那學校啦。我們奉天高等的文人差不多都上那個學校。”
父親張作霖出身草莽，無條件受正規學校教育，他對自己因而缺乏傳統文化教養而引為終生遺憾，正因如此，他對子女管教甚嚴，不希望他的遺憾在他子女身上重演，他發狠心要把張學良培養成承繼傳統的文人。“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都希望家里出一個文人。那個時候，他們拼命讓我念書呀。”“我8歲開始入私塾，我的開蒙塾師姓楊，叫楊景鎮。”“我11歲時母親死后，我爸爸差不多就不管我什么事，我就跟著我這個老師，我老師對我很不錯，他還想讓我考狀元呢。”“我跟我那老先生念了八年呀，最早念《三字經》，然后開始讀《大學》、《中庸》，四書、五經讀完之后就念唐詩。什么玩意都念，反正都得背。所以我唐詩背得比較熟。”后來，“我又跟了個先生，這位先生姓白，叫白永貞，后來做到奉天的代理省長。他是個舉人，曾當過知府，他教了我差不多兩年。”
為了把張學良培養成有文人素養的人，張作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先后選聘了六位東北名流鴻儒教他。楊景鎮是遼南地區的儒學名流，白永貞是清末舉人，當時是奉天高等師范學校國文教授、奉天省議會議長。除張學良提到的這兩位之外，還有一位前清遺老、進士出身的金梁。金梁說，“張學良十二三歲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 （注：王益知：《張學良外紀》（手抄本）。）這位金先生嫻熟經史，蔑視趨炎附勢，他曾這樣評價張學良：“偃武修文新一統，將軍本色是書生”。（注：見《新民報》1929年1月27日。）張學良少年時期，從未間斷過學習國學，且受教于碩學名流，因此，他的國學基礎非常深厚而扎實，受歷史傳統影響頗大。
從軍從政之后，這一影響不斷擴大。90多歲時，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問他：您認為，（年輕時）讀這個“四書五經”對做人和做事有沒有用？張學良回答說：“這話得這么講，中國的傳統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深入中國人的思想之中，‘四書五經’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深入中國民心的。這儒家思想對我做事有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