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小川的詩歌生涯始于1937年的延安時代，但真正形成了他的主體風格和氣象格局則是從1955年開始。由此往后，他寫出了《投入火熱的斗爭》《向困難進 軍》《廈門風姿》《鄉村大道》《祝酒歌》《西出陽關》，以及長詩《望星空》《將軍三部曲》《兩都頌》等，直至1975年的《團泊洼的秋天》和《秋歌》，時 間跨度約20年。這段時間說長不長，除去“文革”等政治運動的鉗制，他詩歌的有效寫作時間大約不足10年，卻創造了一種經典性的“主旋律詩歌模式”。在當 下的詩歌語境中，“主旋律詩歌”已經有些曖昧，但在當時，它卻體現著詩歌之于時代發展的深沉擔當。這種詩歌模式的本質，就是站在國家的立場和時代的潮頭， 以一種富有召喚感的政論性詩歌形式，或帶有新聞視角的敏銳發現與鮮活的在場感，對公民投身于國家建設大潮的召喚，以及對一線建設者和建設中蓬勃氣象的贊 美。
顯而易見，郭小川這種“政論性”的詩歌模式，直接啟動了稍后的“政治抒情詩”的勃興，但它與此后泛濫成災的那類 “政治抒情詩”相比，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從時代背景上來考察，此時的中國大地百廢待興，共和國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始艱辛創業：數十萬軍隊轉業官兵向著北大 荒和大西北處女地拓荒挺進，玉門、柴達木、克拉瑪依幾十萬石油大軍在風雪荒原上開展大會戰，東北的煤炭、重工業基地，西北的礦山鋼鐵工業基地在艱難中崛 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郭小川“向困難進軍”的召喚，代表了國家與民族自強的時代心聲。他將這一建設大潮作為時代的主旋律來贊美，更體現了一位詩人準確 的價值判斷與眼力。
而郭小川之所以能夠成為這種重器性的詩人，與他的自我造化密切相關。作為一位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 詩人，他把自己的人生與所獻身的事業系于一體，建立了從國家的立場上把握時代的宏觀視野。但是，他隨后卻以純粹的赤子情懷和為時代代言的使命感，把詩歌創 作視為更能發揮自己能量的事業，甚至選擇了《人民日報》特約記者之職，以便更深入地伸展自己的時代感應觸角，進而獲得了從宣傳、文學、新聞這三個維度去把 握時代的廣度與深度。這就是涉及到一個詩人角色結構的質地密度問題。正是這種選擇中的自我造化，使他集結出了同時代詩人中罕有的詩人角色結構的高密度，由 此鼎立起他“時代重器”和“國家重器”的氣象與格局。他的那些代表性詩作，也由此灌注了與這一格局相應的氣息與魂魄。
也 是在這一時期，郭小川還寫下了《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歌》《一個和八個》這些被視作情緒低沉的長詩。而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些作品對于人性溫情渴望的書 寫，對于特殊情境中人性的復雜性與微妙性的揭示，則是一種超出了時代限制的更為深刻的書寫，體現了一位詩人在普遍人性層面上獨立深入的思考，以及詩人的真 誠。與他同時代的主旋律詩人相比，這是一種更為迷人的獨立思想氣質。到了此后的《團泊洼的秋天》與《秋歌》時，這種氣質則發展成了一種閃現著現代詩歌元素 的質疑精神和抗衡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