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賈平凹
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張中山）近兩年，幾個年輕朋友多次要我寫點關于賈平凹的文章，我都婉謝了。我說：“平凹現在譽滿天下，無需我說什么。我的輕重，并不能為他增色添彩，甚至會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他們笑我多慮了。一位朋友誠懇地說：“我們注意到你的文章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賈平凹。平凹是商洛人，據知和你有不錯的交往，你應該寫點東西。你比平凹年長十多歲，退休已十多年了，誰還會以為你有攀附之嫌？再說，商洛像你這年齡的人，與平凹交往的不多，你知道的情況或許還有一定史料價值。”
這話也有一定道理。
我和平凹第一次見面，大概是1983年春天。記得平凹的第一部作品集《山地筆記》，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不久，我已經讀過了。散文、短篇小說，大都寫的是商洛的風土人情，讀來很親切，文字也很不錯。當時我在商南縣委工作。何丹萌陪平凹到商南采訪，縣文化館的同志給我說，賈平凹來了，你去看看。他倆是在文化館還是南關旅社一個房子住著，已記不清楚，我去時丹萌正與平凹拉扯著玩，陪我去的同志只介紹了一下就走了。第一次見面都是生疏的，我簡單給他倆說說商南的情況。丹萌也不熟，不過我和他父母、兩個姨比較熟，對這個“萌萌”是知道的，他當時大概在地區群眾藝術館工作。中午我領他倆去縣服務樓吃飯，兩三個小菜，一碗稀飯，幾根油條，簡單得有些寒磣。當時也就這條件。平凹那時怕還不滿30歲，給我的印象還是一臉娃娃氣，個兒不高，穿一件舊棉襖，話不多，很靦腆很文靜。第二天他們去了湘河，在商南跑了幾天，去了哪些地方，我也不記得了。
1985年末，我被調到地區文化局任職。第二年省里安排一些青年作家到地縣掛職深入生活。平凹和景富（京夫）都是商洛人，我和景富認識很早，1970年曾打過很長時間交道。這次掛職，京夫任商縣縣委副書記，平凹任地區文化局副局長。他還沒到職，我去行署代他接了任命書，在我的辦公室隔壁給他安排了一間辦公室，準備了一些簡單的生活辦公用品。局里開職工會時宣布了行署對平凹的任命。過了些日子平凹來報到，我說：“給你安排了一間辦公室，我想你也不必分管具體工作，就去寫作，一切自由。要到哪里去，局里有輛車，提供方便。”他說：“好！好！”很高興。后來另一位負責同志說，要不要安排平凹和大家見個面，我說作家都是自由人士，并不喜歡那些行政上的繁文縟節，我相信平凹不會見怪。就這樣我和平凹成了同事，也就日益更熟悉了。
那時方英文在地區群眾藝術館，就住我樓下。平凹和英文很熟，每天和英文圈在一起，抽煙、聊天、下圍棋，互相調侃，十分親熱。有時也有外面的熟人朋友來看平凹，他們常常一鬧騰大半夜，我只偶爾參與一下。那時平凹已經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了，但是很低調，很隨和，生活也極樸實簡單，愛吃商州家常飯糊湯、糊湯面，我沒有特意招待過他。當時他患肝炎，自己隨身帶一把小勺勺，吃飯不用我家的筷子。每次吃了飯，總是要叮嚀：“讓嫂子把我的碗用開水燙燙。”我說沒事，沒要那么認真。他卻認真地說：“這病讓人討厭。有的人我用過的碗筷人家就摔了。”他的誠懇細心倒讓我很感動。有一年他在西安八院住院，我去看他，坐了不多一會兒，他就催我走，說：“這里不能多停，這是傳染病區，你不要再來了。”他的善良，處處為別人著想，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