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
從取消“頭胎準生證”開始
訪談嘉賓：穆光宗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準生證”辦理難的問題持續(xù)引發(fā)關注。與戶籍綁定，要求證明的材料較多，手續(xù)齊全、條件合法的情況下，仍然被“卡”，多地奔波，疲憊不堪。
計生委近日的通知能否切實解決“辦證難”問題？多數受訪者贊同取消“準生證”，有無現實可能性？新京報專訪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
“準生證”暴露很多現實問題
分區(qū)分割的制度安排導致了各地執(zhí)行標準的多元化和差別化，額外增加了辦證難度和交易成本。尤其是流動人口無所適從，難以憑一己之力逾越區(qū)域之間的制度屏障。
新京報：當初設立“準生證”的初衷是什么？
穆光宗：制度設置的本意是為了嚴格控制和管理人口，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和做法。1980年9月25日頒布提倡一胎化的《公開信》之后，我國就進入長期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時代，準生證制度應運而生，是落實計劃生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新京報：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有些地方“準生證”改成“生育服務證”，但有些地方辦證還是很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
穆光宗：1994年，第三屆國際人口與發(fā)展大會在開羅召開，這次會議提出人口問題要以人權而不是人數為中心，提出計劃生育要促進生殖健康等重要觀點，具有里程碑意義，對于我國計劃生育轉變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簡稱“兩個轉變”）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后來，一些地方改了準生證的名字，叫“生育服務證”或者“生殖健康優(yōu)質服務證”等，在名稱上符合國際潮流，但對公民自主生育權利的限定沒有實質改變。
近年來，隨著計劃生育綜合改革的提出和推進，一胎準生證在一些試點地區(qū)逐漸廢止，還權于民、與民方便的改革與發(fā)展的方向得到彰顯，這是應該肯定的。
但分區(qū)分割的制度安排導致了各地執(zhí)行標準的多元化和差別化，額外增加了辦證難度和交易成本。尤其是流動人口難以憑一己之力逾越區(qū)域之間的制度屏障。
而且，“制度分區(qū)”就容易導致“人為障礙”。雖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說得很多，但執(zhí)行起來還是“以數為本”的管理重于“以人為本”的服務，很多做法不是給人方便，而是設置多重障礙。
新京報：還有些新聞報道顯示，一些地方補辦“準生證”需要繳納罰款，你怎么評價？
穆光宗：準生證在控制出生人口增長方面曾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執(zhí)行多年后已經逐漸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成為一個可能滋生腐敗的“暗權力空間”。在缺乏切實有效的權力制衡的條件下，制度安排都可能為“權力尋租”和“潛規(guī)則”提供機會和空間，管、卡、要以及暗箱操作等現象很難杜絕。“準生證制度”也不例外。
“通知”對解決“辦證難”效果有限
國家計生委新發(fā)通知的愿望雖好，但估計效果有限。一來制度分割、政出多門的現象不可能通過一個或者幾個“通知”就有根本改變；二來上有政策必下有對策，地方上出于控制人口目的，或核實信息存在現實困難等原因，可能缺乏改變的動力。
新京報：國家計生委12月3日發(fā)出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切實解決好群眾辦證難問題。“通知”發(fā)出后，不少網友向當地計生部門咨詢，被告知依然需要遵守當地的規(guī)定，有網友戲言是“畫餅充饑”。你如何看待這個通知，能解決“辦證難”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