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已矣，生者的生活還要繼續。不變的是，在劉紅偉死去的鄭汴路立交橋下，依然聚攏著大批等活兒的農民工；有些變化的則是，很多熱心市民開始行動起來，為這些露宿的農民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也送去了一座城市對于這些底層建設者的真誠和善意。
作者：胡印斌11月30日中午，農民工劉紅偉在鄭州市中州大道鄭汴路立交橋下躺了20多天死亡。他的死亡，也引發了公眾對政府相關部門的質疑。對此，鄭州市衛生局回應稱，死亡農民工曾拒絕120救治。與他同在大橋下等活干的工友們則表示，他根本就沒說不去醫院！（《大河報》12月3日）
一邊說死亡農民工拒絕就醫，120已經做到了仁至義盡；另一邊則強調，死者生前并沒有說不去醫院，而是因為沒錢看病。隨著當事人的黯然死去，諸如此類的舌辯已經很難再說得清了。因此，繼續糾纏于這些細節，實際上已經毫無意義。與尸體同樣冰冷的現實是，劉紅偉已經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并且，還有更多的農民工可能面臨類似的命運。
其實，對于農民工劉紅偉而言，拒絕還是不拒絕，二者差別并不是很大。一者，他孤身一人在城市打工卻病倒街頭，不僅喪失了選擇的能力，也喪失了行動的能力。且不說沒有底氣動就醫的念頭，即便他果斷做出就醫的選擇，又有誰來幫他跨過醫療費用的門檻？
再者，從現行的制度安排來講，120急救中心也沒有強制安排病人就醫的規定。緊急出診是一回事，實施進一步救治，則是另一回事。急救中心之所以一再強調病人本人的意愿，是因為只能如此，其職能設置只是現場急救。
因此，農民工劉紅偉的死至少提醒人們，應該放寬視野來看待這件事情，并真正從制度上關愛路邊留宿人員。這樣，方才有可能避免“后來者”重蹈覆轍。
一方面，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亟待擁有自己可以依托的組織機構。“工友之家”也好，“農民工之友”也罷，城市應該逐步在農民工中間建立起一些互助組織，哪怕是松散的組織也比一盤散沙要好。這樣，農民工有了困難可以得到大家的幫助，可以避免臥病街頭的慘劇。
另一方面，眼下的救助制度也應相應做出改進。比如，對于那些情況危急急需救治的病人，哪怕是無人負責的孤身打工者、城市流浪人員，能否實現“先行救治”而不必嚴格按照現行的就醫流程？
死者已矣，生者的生活還要繼續。不變的是，在劉紅偉死去的鄭汴路立交橋下，依然聚攏著大批等活兒的農民工；有些變化的則是，很多熱心市民開始行動起來，為這些露宿的農民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送一些衣物、被褥，也送去了一座城市對于這些底層建設者的真誠和善意。（網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