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徐來，吹散了午后的暑氣，刮得玉米葉子唰唰作響，夕陽照耀在地平線上，縷縷炊煙四起，襯托滿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風光！”
1937年7月7日黃昏，時任宛平縣政府秘書的洪大中望著城外的玉米地，心生感慨。
如果沒有戰爭，在人們的記憶里，這將是一個寧靜的夏天。
不過很快，這虛幻的平靜就被徹底打破了。
烽煙
父親要求官兵在吃飯前和睡覺前必須高呼“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
——金天愚（金振中之子）
7月7日深夜，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夜空。
在宛平城附近進行非法演習的日軍，以丟失一名士兵為借口強行要求進城搜查，遭到拒絕。之后，日軍向中國守軍開槍，并炮轟宛平城。
曾在喜峰口戰斗中立下戰功的金振中，此時正作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37師110旅219團3營營長，率部駐守宛平城和盧溝橋。
1933年春，日軍在長城一帶制造事端發動進攻。29軍的戰士們手握大刀，在喜峰口戰斗中血刃日寇，殲敵5000余人，一戰成名。
“父親每天給士兵講話，用歷代的英雄楷模給他們作報告。另外要求官兵在吃飯前和睡覺前必須高呼‘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來激勵士兵的斗志。”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回憶說。
面對如潮水般撲來的日軍隊伍，金振中果斷下達了作戰命令：“只要進入我陣地前100公尺內，以猛烈火力消滅之，決不放他生還！”
在隨后指揮追擊逃敵時，金振中被手榴彈炸斷左腿，又被子彈射中了頭部。
“都是為了民族、為了國家，不僅我父親金振中這樣做了，換做其他任何人都會這樣做。”金天愚說。
離金振中不遠處，盧溝橋附近的鐵路橋和回龍廟，在7月8日黎明，遭到日軍攻擊。3營10連1排排長、中共地下黨員沈忠明率部拼死抵抗，除了兩名回去報信的戰士，全排官兵全部壯烈犧牲。
舍生忘死的他們，或許并沒有意識到，此刻歷經的一切，意味著全民族抗戰的開始。
此后，中日在盧溝橋、宛平城一帶多次激戰，雙方進入打打談談的階段。
動蕩
這絕不是一個偶發事件。
——任之恭
對于大多數北平老百姓而言，直到第二天，他們才陸續得知了盧溝橋發生的變故。
7月8日清晨，北京大學教授吳大猷聽到機關槍聲，還以為是普通的打靶練習，并未在意，仍按計劃與朋友外出郊游。當返回時，西直門已城門半掩，他們幾次與一排排的軍車擦肩而過，后來他才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
1937年的夏天，也是清華大學教授任之恭和未婚妻規劃的結婚時間。
7月27日早晨，他從清華園出發趕赴婚禮現場，到達西直門時卻發現巨大的鐵城門緊閉，任之恭扮成菜農，終于擠進了城。趕到的賓客也只有寥寥幾十人。匆匆完成儀式后，街道早已空無一人。這對新婚夫婦無法返回新房，只好躲進最近的旅館。晚間，他們聽見“炮聲隆隆，機關槍在射擊”。“3天后，日本人不定時地打開城門”，他們“冒險去清華園看了看”，“最值錢的東西都不見了——被盜或被毀了。”
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肆意殺戮、瘋狂掠奪、奴役毒害當地百姓。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年幼的鄭福來就住在盧溝橋附近。炮火侵襲下，他跟著母親外出逃難。北平淪陷后，在外忍饑挨餓的他們不得不冒險回家。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尸體遍地。“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還被開膛破肚，全是被日軍殺死的！都是無辜百姓啊，鬼子太可恨了！”鄭福來生前接受采訪時，講到這里握緊了拳頭。
“這（盧溝橋事變）絕不是一個偶發事件。”任之恭后來在書中寫道。
抵抗
這次慘痛教訓是：只有抗日才能有生路，別無其他的選擇。
——《29軍軍訓團簡史》
在任之恭的回憶里，盧溝橋事件發生后，“有20天左右，顯得出奇地平靜。事件好像是夏天的一場短暫的雷陣雨。雷聲平息，雨也停止了。”
然而，在這表面的平靜之下，卻涌動著滔天的巨浪。
打打談談的過程中，抱有和平幻想的國民黨當局一再忍讓，日軍借機增兵，步步緊逼。到7月25日，陸續集結至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
7月27日，就在任之恭磕磕絆絆完成婚禮時，北平城外，南苑陣地，17歲的李鴻斌在那日黃昏，第一次踏入戰場。
而8個月前，他還只是一名初中生。一心報國的他，“聽聞29軍中的大刀隊厲害”，就投筆從戎加入了29軍軍事訓練團，成了一名學生兵。
7月28日拂曉，日軍向北平的南大門——南苑發起進攻。
李鴻斌生前在接受采訪時，曾描述過當年那個浴血的戰場：“早晨6時左右，日軍首先出動一二十架飛機，對我方陣地輪番轟炸……接著，敵機開始低空掃射，因為沒有防空設備，戰士們傷亡慘重……”
李鴻斌回憶，大多數學生兵不僅是第一次拿槍，也是第一次上戰場，埋伏在戰壕里時，還相當恐懼。但第一聲槍響之后，就念著一定要守住陣地，已經顧不得那么多了。“同班有個同學叫趙世榮，嘴唇四周已經血肉模糊，但還是抱著槍拼命射擊。”他說。
日本戰時出版的《大陸戰史》中，也曾以他們的視角記錄了這場戰斗的慘烈，稱“趙登禹的防守非常堅固，幾經阻戰無法容易地將它拿下”“白刃戰到處發生”“這就是一場白日下的噩夢”。
在這場盧溝橋事變期間中日兩軍最激烈的戰斗中，南苑守軍7000人中，傷亡超過5000人。與學生兵并肩作戰的29軍副軍長佟麟閣、29軍132師師長趙登禹兩位將領壯烈殉國。
就在佟麟閣犧牲前一天，他還特意讓下屬將孩子的作業從戰場帶回了家。
7月28日，南苑失守；7月29日，北平陷落。
“這次慘痛教訓是：只有抗日才能有生路，別無其他的選擇。”《29軍軍訓團簡史》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火種
萬里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
——鄭天挺
平津淪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也遭受空前洗劫，南開大學更是在轟炸中被夷為瓦礫。為保護教育與文化火種，吳大猷、任之恭等在內的高校師生，分批撤離。
時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的鄭天挺，年初才經歷了喪妻之痛，他拖著五個年幼的子女，在危局中挑起了轉移師生及圖書、儀器等的重擔。
鄭天挺的子女在《三十年風風雨雨》一文中講述了當時的場景，“8月某日，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校中人已極少，辦公室只先生一人對付，情況異常緊張。”
面對敵人的威脅迫害，鄭天挺沉著斡旋，完成善后工作，直到要不要南下的問題，擺上了他的案頭。
顧子女，還是帶學生？淪陷區講課，還是南下教書？
亂世之中，愛與道義的撕扯之下，為了順利轉移，鄭天挺忍痛將子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孩子中最小的才3歲，最大的不過13歲。這一別就是數年。
“萬里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日記里，他一遍遍寫著：“苦吾兒矣！”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南遷的師生，先聚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再因戰火逼近，一路輾轉至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在夏天漏雨、冬天灌風的條件下，西南聯大這所集三校之力組建的“臨時大學”，卻發展成當時教書育人的理想場所、救亡圖存的精神高地。
8年多的時間里，西南聯大共有8000多名學生就讀，其中，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文化學者。
凝聚
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
——朱自清
“槍口終于向外了，百年以來受盡列強欺凌屈辱的中國睡獅怒吼了，怎不叫人欣喜欲狂？”1937年7月，正在北平西山參加暑期夏令營的燕大學生趙榮聲，聽說29軍已經和日本兵打起來了，非常興奮。
7月8日，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愿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北平城內各個團體即刻響應。
7月8日下午，北平學聯等組織學生代表等人到前線慰問。當時在清華大學就讀的學生趙石在《我的清華革命歲月》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在東直門，一位排長領我們上城去看防御情形，當我們的代表講完話時，排長回過頭對弟兄們說：‘聽見了嗎？他們的意思就是叫我們抗日！’”
7月10日，北平學聯等進步團體發起捐獻麻袋運動。幾天的時間，大學校園里的麻袋就“堆積如山”。這些麻袋被送往前線，裝入沙土，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
廣大老百姓，也投入到抗擊侵略者的斗爭中。
“我們看到許多五六十歲的民夫，他們經不起晝夜不停止的工作，肢體發腫的。許多應差的毛驢，日夜不停地輸運，連飲水工夫都沒有，即漸漸瘦倒了。”范長江將他的所見所聞寫進了《盧溝橋畔》，并感慨道“他們對于這種辛苦的服務，毫無怨言”。
回溯歷史，這種全民凝聚并非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1935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制造華北事變，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田漢和聶耳兩位藝術家，以筆為刀，以曲為號，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成為最強音。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當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
長城內外、黃河兩岸、大江南北響徹抗日救亡的號角，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漸漸深入人心。
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近代以來不曾有過的全民族共同抗敵的嶄新局面得以實現：
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于建立起來。
“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分國內和海外華僑等等，都能投入這樣一場戰爭當中，這是我們抗戰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最基本的條件。”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張珊珍說。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爭把兵當”“今朝不吃糖，將錢去救國”……社會各界迸發出的抗日熱情和力量，如潮水般匯聚成波瀾壯闊的抗日洪流。
1939年的7月7日，朱自清在《這一天》一文中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
回響
古語云：“眾志成城”，我們四百兆人團結所成的城，是任何種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豐子愷
七七事變后，中國由局部抗戰轉為全民族抗戰，并由此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也推動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
1942年7月7日，倫敦新聞紀事報曾發表文章稱：“英國今日所艱苦撐持的戰爭，實發動于1937年中國的七七事變。”“中國之拒絕對日屈服，裨益英美匪淺。”
“中國抗戰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以傷亡3500萬人的巨大民族犧牲，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也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臧運祜教授說，“由于中國抗戰作出的重要貢獻，在戰爭后期，中國以反法西斯戰爭四大國之一的身份參與聯合國的創建和戰后國際新秩序的構建，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今天，當我們走過佟麟閣路、趙登禹路，仿佛仍能聽見盧溝橋的槍聲穿越時空。那“一夜之間”被永遠刻入歷史年輪，它見證的不僅是奮起的抵抗，更是一個民族在危難中的覺醒與凝聚——“我們四百兆人團結所成的城，是任何種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這份凝聚力，也早已淬煉進民族基因的最深處，穿透時光，直至今天，直至未來。
（本報記者張意軒、朱笑熺、仰婉晨、劉鎮杰、馮慧文）
《 人民日報 》（ 2025年07月07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