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何中華：馬克思與孔夫子“相遇”為何是歷史的必然？
中新社北京9月28日電 題：馬克思與孔夫子“相遇”為何是歷史的必然？
——專訪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在《馬克思進文廟》一文中，以戲劇化的語言探討過馬克思與孔夫子“相遇”的問題。2021年，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新著《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引發海內外輿論熱議。
“馬克思與孔夫子在中國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何中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從人類歷史的長時段看，任何文明的發展和進步，都離不開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馬克思與孔夫子的歷史性“相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資料圖：中國贈送的馬克思雕像。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先生發表《馬克思進文廟》。回顧過去一個世紀，您認為馬克思與孔夫子得以在中國“相遇”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何中華：馬克思與孔夫子在中國“相遇”不是偶然的，有其歷史必然性。按照馬克思唯物史觀，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即全球化時代來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勞資矛盾，逐步外化為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間的矛盾。《共產黨宣言》說，世界市場的開辟造成了“東方從屬于西方”，決定了革命重心由西歐移向東方。馬克思學說在這個背景下恰逢其時地被中國選擇。正如他所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取決于它能夠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
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是一種實質性介入，即變成了馬克思所說的“實踐能力的明證”。這種深度介入，就無法回避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干和基因的儒學相“照面”。因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其背景是由中國文化傳統塑造的。郭沫若先生早在一個世紀前就把馬克思和孔夫子作為兩種思想體系的象征提出來討論，可謂具有相當強的前瞻性。
中新社記者：您在新著《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雖然在自覺的層面更多地表現為沖突，但在無意識層面卻更多地表現為融會貫通。如何理解這種沖突與會通？
何中華：總體而言，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無視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有違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既存在時代性距離，又有民族性差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關鍵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其代表的現代文化同儒學代表的傳統文化時代距離相當明顯；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儒學源于中土，距離遙遠。
但這些表象并不完全反映本質。從時代性看，作為現代性批判者的馬克思學說又有在更高層級向出發點復歸的趨勢，而儒學作為前現代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相遇合乎邏輯。民族性上，西方的思想傳統也有分野，譬如歐陸傳統與英美傳統就相當不同，它們之間存在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張力。強調人文價值的中國傳統文化，更容易認同歐陸思想。馬克思主義源自德國，同中國傳統文化有親和性。
“會通”事實上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起就已經發生了。首先，中國用漢語敘述馬克思主義。海德格爾說：“語言乃存在的家。”一個民族的語言，濃縮著這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讓馬克思主義“說漢語”，本身就是“中國化”，使之內蘊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其次，中國人以自身特有的解釋學背景釋讀馬克思主義，并用來指導革命、建設、改革實踐，這是實踐層面的會通。再者是反思層面上，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從理論上思考中國革命實際”，形成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在融合會通的成果。
中新社記者：您在新著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同儒學會通有其歷史條件和機緣。若從文明根性的視角來看，二者得以在中華大地融會貫通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何中華：馬克思主義和儒學在文化原型上具有同構性，舉兩例說明。
一是重視實踐。馬克思用“實踐的唯物主義”命名自己的“新哲學”，就是“把感性當作人的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品格最深刻最典型的體現，是它不同于也優越于一切舊哲學的地方。儒家也格外看重“踐履”。孔子說，看一個人要“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較，孔子更看重“行”。《論語》第一篇說“學而時習之”。“學”和“習”不同，前者側重知識，后者側重實踐。這種品格集中體現在儒家“知行合一”的目標中，衍生為儒家的經世致用取向。在對實踐的強調上，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與儒家的一致性。
二是“歷史感”。黑格爾主張邏輯與歷史相統一，把歷史作為證明邏輯的“工具”。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這個原則，主張邏輯統一于歷史。馬克思哲學的運思方式，是把問題置于特定歷史語境進行，而不是超歷史、抽象地看待。儒學同樣注重“歷史意識”，與中國文化的傳承性和連續性有關。中國文化語境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本身。所謂“生生之謂易”，唯易者不易。漢儒董仲舒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看似否定變易，實則是說變中之不變。這個不易之天、不變之道，也唯有通過千變萬化的歷史才能展現。所以，清儒章學誠謂“六經皆史”。孔子有言，“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其中有由“史”而“經”的發生學意涵。
中新社記者：對當今世界不同文明間的交流互鑒，馬克思與孔夫子超越時空的“相遇”有何啟示？
何中華：文明的發展進步，離不開文明之間交流互鑒。馬克思與孔夫子的歷史性“相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本土化”，馬克思主義也使中國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二者成功“互化”，相互成就，是文明互鑒的“雙贏”。
毛澤東曾提出“活的馬克思主義”，即同中國國情、中國具體實際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的，有生命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采取“民族形式”，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所以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因為從學理層面融入中國文化，所以能變成中國人的精神武器，并能通過實踐成為物質力量。這是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土壤中扎根、發芽、開花和結果的重要原因。
中國傳統文化經馬克思主義洗禮，也實現了自我更新、自我揚棄、自我超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為中國提供對傳統文化“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標準。馬克思主義能夠“激活”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使之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獲得生命力并發揮積極作用。
文明之間的互鑒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而是雙向互動。全球化時代，沒有哪個民族、國家、地域能孤立于人類文明之外。文明交流對話，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只有在平等對話中，不同文明才能相互學習借鑒，實現共同發展。
中新社記者：在中華文明復興過程中，馬克思與孔夫子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中國的實踐探索，對其他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轉型有何借鑒意義？
何中華：無論馬克思還是孔夫子，在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現代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保持主體性，即回答好“誰的現代化？又是為誰的現代化？”這一問題，否則就可能迷失自我。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深刻教訓。現代化的狂飆突進，很容易使人遺忘“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而答案需要到自身文化傳統中去找尋。傳統文化是存在本身，構成了我們的血肉和生命。儒家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決定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根本。
此外，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觀念，對當代生態環境危機的應對有啟示價值。“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一定意義上宣告工業文明發展模式的失效，世界面臨文明轉型的迫切任務。工業文明以人的戡天役物為取向，擺脫此困境需要汲取“天人合一”智慧。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就是以此為基本理念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示意義不能輕視。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同人與人的關系互為中介。人與自然之間陷入敵對性矛盾，必須從社會制度層面尋找原因；人與人關系的改進優化，也需要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完善入手。譬如，市場經濟能最有效地配置資源，但無法解決“外部性”問題。如果不能避免和克服市場邏輯的獨斷化，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就無從談起。我想，無論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是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當代思想，都能夠為我們解決這個關乎未來的問題貢獻智慧。(完)
受訪者簡介：
何中華(1962— )，山東莒南人，現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發展理論。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文史哲》等刊物發表論文300多篇，出版《哲學：走向本體澄明之境》《重讀馬克思：一種哲學觀的當代詮釋》《歷史地思：馬克思哲學新詮》《社會發展與現代性批判》《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等著作。有些論文被《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刊物轉(譯)載，在學界有較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