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職業(yè)原因，我曾在他鄉(xiāng)陋巷遇到過操著鄉(xiāng)音的背包客，在異域公務時巧逢十幾年未見的同學。然而最難忘的，是遇到一些特殊的物件——“故知”，不僅是故人。
記得那年逛名氣不大、藏品有限的德國漢堡市博物館，無意中發(fā)現(xiàn)一個通體如玉的瓷碗，居然是清朝末年在我老家（大別山麓）出土的。在遠隔千山萬水的異國他鄉(xiāng)，發(fā)現(xiàn)一個古董來自偏僻的故鄉(xiāng)，忽然覺得與這個有著“代溝”的小碗產(chǎn)生了類似“他鄉(xiāng)遇故知”的情愫。端詳著這個算不上是“國寶”級的文物，我感慨不已：也不知這“通靈寶玉”式的物件，在國運衰敗、兵荒馬亂的年月里，經(jīng)歷怎樣一番顛沛流離，遠涉重洋落戶漢堡？躺在博物館的日子里，有沒有老家的人前來探望過，我是不是第一個來自家鄉(xiāng)的觀者？這種親近而又惆悵的感覺，至今依然難忘。
令我震撼的“遇故知”，是走進德國柏林夏洛騰堡宮的“瓷器屋”。那是一個周末的上午，無意中推開夏洛騰堡宮鎏金門扉，發(fā)現(xiàn)了滿滿一屋子用中國瓷器裝飾的宮室，從墻壁到房頂。腓特烈一世以普魯士的野心，將3000件青花瓷砌成歐洲最奢靡的東方幻夢——這恰是啟蒙時代歐洲“中國熱”的縮影。這些瓷器大多經(jīng)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從漳州啟程，穿越印度洋的風暴與好望角的暗礁。它們本是中國茶商壓艙的貨物，卻在歐洲拍賣行被冠以“白色黃金”之名。當普魯士工匠將景德鎮(zhèn)的纏枝蓮紋嵌入巴洛克金飾，當元代漁翁的斗笠竟與希臘牧神的桂冠疊影成趣，兩種文明碰撞出絕妙的詩意。
300年后，當易北河的斜陽透過水晶吊燈，當青花的端穆與王宮的奢華交相輝映，方知這場“他鄉(xiāng)遇故知”的深意——中國瓷器以宋明文人畫般的氣韻，啟發(fā)了洛可可藝術何為“留白的莊嚴”。
最近來到英倫，終于盼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他鄉(xiāng)遇故知”——參觀大英博物館中國館，那里有一萬多件中國文物，每一件都攜帶一段被劫掠的漂泊史。在一個冷雨漸歇的周末午后，我跟著人流，穿過“中國玉器7000年”的廊道，走進了大英博物館33號展廳。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唐三彩羅漢坐像，文字說明稱是1912年在河北易縣一個洞窟里發(fā)現(xiàn)的。羅漢坐像與真人大小一般，神情似乎陷入冥想狀態(tài)，惟妙惟肖，塑像與燒制技藝高超。展館盡頭的墻上是一幅來自河北清涼寺的三菩薩壁畫，足有三人高，氣勢恢宏，不知道當年掠奪者是如何粗暴地切割分開裝箱運到這里。細看，畫中菩薩的衣冠邊緣還留著鋸痕，讓人扼腕。
忽然，我發(fā)現(xiàn)轉(zhuǎn)角的展柜里掛有兩把春秋青銅劍，2000多年過去劍刃依然寒光未銹，映出戰(zhàn)國武士“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的孤傲剪影。劍格上的錯金紋路，原是鑄劍師刻下的祝禱密語，如今卻被英文注釋敷衍為“裝飾性線條”。
據(jù)說《女史箴圖》是中國館的鎮(zhèn)館之寶，可惜我錯過了其真跡展出期，只能看到其電子摹本。《女史箴圖》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集教化與審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遙想1900年，英軍約翰遜上尉從頤和園大火中扯出這幅絹畫時，不知自己破壞的是顧愷之筆尖的千年氣韻。當年大英博物館用25英鎊買下它，如同收購一捆舊報紙。由于相關知識的欠缺，大英博物館在對《女史箴圖》重裱時采取了錯誤的方式，明清時期文人留下的題跋都被殘忍無情地裁剪下來。每當想起文化珍寶在異國他鄉(xiāng)一再受到不公對待，難抑心中憤懣。
不管怎樣，離館時的依依不舍更多是為這些文物永失故土而扼腕，短暫的相遇算是完成一場悲愴色彩的“他鄉(xiāng)遇故知”。
回望游走世界的日子，印象中最激動人心的遇“故知”是在比利時的一所幼兒園里。彼時，女兒即將畢業(yè)，幼兒園里要搞一場告別演出。當鈴聲響起，大幕拉開，女兒第一個從大門里赤著腳跑向舞臺，手里揮舞著一面五星紅旗。比利時老師居然有此精心的安排，我有些猝不及防，竟然一下子熱淚盈眶……（吳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