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發生后，歐洲多國打破諸多原有“禁忌”，密集出臺應對舉措，其防務政策進入新一輪變革期。
對烏軍援屢屢破例。德國突破此前禁令，首次公開向“戰亂地區國家”輸送防空和反坦克等“致命性武器”。瑞典、芬蘭均實質性放棄“中立”傳統，對烏提供武器彈藥支持。歐盟宣布動用多達5億歐元的“歐洲和平基金”，“史上首次”為“正遭受攻擊的國家”購買、運送“致命性武器”以及燃料和防護裝備，已基本用完該基金本年度的預算份額。歐洲多國公開支持或默許本國公民作為“國際雇傭軍”赴烏參戰。
擴軍備戰風潮涌動。尤為引人關注的是，自1990年兩德統一后德國首次大幅追加國防預算，宣布設立總額達1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用于提升軍備，且表示今后每年都將把國防開支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以上。這也意味著，德國將超過印度，成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德國國防部已宣布，將購買35架美制F-35戰斗機。波蘭加速從美國接收250輛M1A2“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其議會幾乎全票通過《保護祖國法》，規定自2023年起，將國防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目前的2%提升至3%。此外，還有多個歐洲國家出臺了提升軍備的方案。
北歐國家轉變立場，積極靠攏多邊防務機制。芬蘭民意發生重大突變，民調中首次出現了過半數人員支持加入北約的狀況。瑞典和芬蘭兩個“中立國”政府均愿強化與北約的關系。秉持“大西洋主義”和“北約至上”的丹麥，則有意參與歐盟共同防務機制，擬于今年6月就此事舉行全民公投。
諸多歐洲國家防務政策的調整如此相近，既是面對變局的應激反應，更是由于俄烏沖突深刻影響了歐洲人的安全觀。
進入21世紀后，傳統的軍事安全問題在歐洲人的“安全詞典”里已然淡化。2003年底，歐盟在首份安全戰略文件中，開門見山地抒發了“歐洲從未如此繁榮與和平”的喜悅，以及“大規模軍事入侵威脅不再”的宣言。彼時的歐俄關系，正以雙方規劃“四大共同空間”（共同經濟空間，共同自由、安全和司法空間，共同外部安全空間，共同科教文化空間）藍圖而攀升至冷戰后的巔峰。2008年的俄格沖突和2014年的克里米亞入俄，雖令歐俄戰略互信下降，但其關系緩和仍頗有空間，雙方經貿及能源往來甚至不減反增。歐盟2016年出臺的最新版《全球戰略》，也僅將俄羅斯歸為風險相對較低的“混合戰爭”威脅。
本輪烏克蘭危機中，歐洲領導人馬不停蹄地開展了一系列旨在平息事態的“穿梭外交”。然而，美國持續推進北約東擴、罔顧俄方安全關切的“拱火”之舉，最終導致歐洲大陸重燃戰火。這令彌漫在全歐的反對“防務開支擠占社會福利”的民意頓時反轉，原本惟恐“窮兵黷武”被選民嫌棄的歐洲各國政要，轉而紛紛做出“厲兵秣馬”之狀，以迎合驟然逆轉的選民情緒。
烏克蘭問題的演變有著復雜歷史經緯。烏克蘭淪為大國對抗的前沿，也令歐洲受傷頗深。俄羅斯是“搬不走的強鄰”，美國是“請神容易送神難”的“盟主”，歐洲各國更是各懷心思甚至齟齬不斷。在這一背景下，構建平衡、有效和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遙遙無期。面對紛亂復雜的局面，如何真正實現歐盟“戰略自主”與歐洲大陸的“持久和平”，值得歐洲人深入思考。（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