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這個真是一言難盡。應該檢討的實在不少。2001年我在《漫說純文學》里，就開始檢討，現(xiàn)在十四年過去了，我還在檢討。不過今天再檢討， 應該更深一步，我現(xiàn)在的一個主要想法是，20世紀過去了，新世紀來了，世界正在大拐彎，中國的詩人、作家、藝術家需要自覺地面對這個大拐彎，應該尋找新的 方向——這就必須對過去一百多年的世界文學發(fā)展，尤其是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展，做出不同于洋人的、中國人自己的獨立的批判和評價，哪些應該肯定，哪些應該否定， 哪些該繼承，哪些該揚棄，總之，文學觀念、藝術觀念要獨立，真正地獨立。這樣的想法最近我在幾個場合都說了，但這樣做，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以往對路遙的評價是否真的不公平？我覺得是不公平，我能想象路遙當時的郁悶。誰被忽略時候不郁悶？
這些青年人受盡了改革復雜性的折磨——路遙的寫作能夠對改革歷史做出這樣的一個文學的、藝術的概括，我以為是他的一個很大的貢獻
青閱讀：有意思的是，盡管新世紀以來文化界對路遙現(xiàn)象的研究越來越熱，但普通讀者仍然不買賬。您剛才提到的《重讀路遙》這本論文集，我在豆瓣上 看到讀者的留言，不認可文化界對路遙偏重于社會性而非文學性的研究，對專家們和年輕讀者不一致的觀點，認為是代溝問題。好的文學作品的標準，在專家和年輕 讀者之間，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差距？
李陀：這里可能有“代溝”的問題，但是形成意見分歧的因素很多，我覺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還是我前邊說的路遙寫作的挑戰(zhàn)性，特別是在《平凡的世 界》中體現(xiàn)的那種“全面挑戰(zhàn)”，這給閱讀和批評帶來特殊的復雜性，表面看，有些問題看來似乎簡單（比如現(xiàn)實主義問題），實際上卻是很多理論和寫作實踐的問 題都重疊在一起，頭緒多，層面多，不容易說清。
比如，路遙的一個挑戰(zhàn)，是通俗性的寫作能不能具有重大主題和深刻的內容？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路遙寫作的“通俗”不是今天流行的商業(yè)性寫作的通俗，而是對“革命通俗文學”的傳承——老作家柳青的寫作一直是他的模范，但 是我以為他也挑戰(zhàn)了柳青，比起《創(chuàng)業(yè)史》，《平凡的世界》不但有繼承，而且有發(fā)展，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面，是路遙明顯在通俗性上走得更遠，例如更強調故事因 素，強調情節(jié)的曲折跌宕，強調人物命運的戲劇性等等。今天看，路遙無疑是成功了，他的小說的通俗性贏得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和巨大的發(fā)行量，那是今天商業(yè)性寫 作夢寐以求的，可是他們敗在了路遙手下，而且是完敗。
再比如，很多人都同意《平凡的世界》是寫改革的，按照80年代的說法，可以把它算作是“改革文學”。但是，為什么比起那個時代眾多的改革文學作品，只有這個作品影響持續(xù)到今天，以至于千萬青年人都把它看做“勵志”書？
這個問題回答起來不易。我的看法是，雖然也寫改革，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主題不是寫如何改革，不是改革應該解決什么問題，給改革開一個 藥方（回頭看，當時的大量這類作品的立意，基本都是如此）。路遙的氣魄很大，他關心的是中國這場改革的復雜性，并且把這復雜性展示為一幅全景式的文學長 卷。如果我們細讀《平凡的世界》，路遙盡管熟悉農村，也熟悉農村改革的種種矛盾和問題，但他對改革的全局，并不做簡單評判，哪樣對，哪樣不對，怎么做正 確，怎么做不正確，而是把孫少安、孫少平、田潤葉、田曉霞、高加林、劉巧珍這些農村青年拋到這個復雜性里，讓他們在這復雜性里迷惘、漂泊、痛苦，經受對自 己的懷疑，對改革的懷疑，對社會的懷疑，受苦受罪，歷盡艱辛。反過來，這些人物的迷惘和懷疑，又是對農村改革的復雜性的具體展現(xiàn)——摸著石頭過河，說著容 易，設計起來也容易，可是輪到孫少安、孫少平們，那是掙扎，那是困苦，那是絕望里的希望，那是希望中的疑惑。可以說，這些青年人受盡了改革復雜性的折磨 ——路遙的寫作能夠對改革歷史做出這樣的一個文學的、藝術的概括，我以為是他的一個很大的貢獻，可惜現(xiàn)在的評論對這一點注意還不夠，評論點都比較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