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把新的長篇《活著之上》投給了《收獲》雜志。編輯給我打電話，討論小說的修改，他說，小說中以曹雪芹為代表的那些文化人物表達的精神力量，還是很難平衡現實生活功利欲求的牽引，這就像一桿秤，所稱的物體太沉重，秤砣打不住。這也是我在寫作中最糾結的問題。多少次我在心中問自己，小說中所推崇的那些文化英雄所代表的那種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這個時代，是不是現世的自我已經在時間和空間上確定了意義和價值的邊界？也許，活著真的就是一切，活著之上則是一個不真實的命題。這種糾結使我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了動搖，以至失去信心。使我堅持下來的因素有兩點，第一，古代那些文化英雄是真實存在，而并非虛構。他們以自己的血淚人生證明了，現世的自我并不是最高的終極的價值。第二，我身邊有些同事也的確生活得相當從容而淡定，以至優雅，而不是在現實功利面前放棄所有原則和信念。
十多年前，我寫了《滄浪之水》，表現的是功利主義對人的強大牽引和負面改造。市場決定了功利主義的合法性，一個人站在其對立面，不但是無法生存的，也是沒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不是基于生存理由的功利主義就是意義和價值的全部呢？《活著之上》想表現的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現實面前的艱難堅守。功利主義的合理性并不是絕對開放而沒有底線的。法律分開了生活的黑白地帶，黑白之間廣闊的灰色地帶，則應該是由良知來統攝的。但在我們的生活中，灰色地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潛規則統治的領域。這是今日的現實，這種現實令人沮喪。
我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來寫《活著之上》的。我這時的心情，與寫《滄浪之水》時有所不同。那時我覺得，功利主義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一個人，哪怕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懂得天下國家，良知責任的一切道理，但還是順應著功利主義的召喚選擇人生，把個人生存當作價值取向和行動原則，這不但是可以理解的，簡直就是別無選擇的。可現在我覺得，即使功利主義有一切生存意義上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也不是無限的。欲望不能野蠻生長，總要有一種力量來平衡。這是這部小說的理想主義。平衡也體現了中國傳統人生哲學的中庸之道。不走極端，才是一種正常的狀態。人總是要活著，然后才能追求活著之上的意義和價值。
我寫這部小說，為自己設定了幾個目標。第一，在歷史層面，我想寫出當代知識分子，特別是高校教師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他們在時代背景下的價值猶豫與徘徊。因為這個目標，寫作是絕對忠于生活的，也可以說是對生活零距離的表現。有人說這部小說是寫“學術腐敗”，我想說，這不是我的核心表達。我的小說是非常平和的，哪怕是寫負面因素，也有著存在意義上的可理解性。有人說，現在高校的狀態是功利主義的教師培養出功利主義的學生，這樣的表達可能極端了一點，與普遍的真實還是有一定的距離。這種激憤固然不是空穴來風，但大多數教師在爭取自身的生存空間之時，還是能夠像小說的主人公聶致遠一樣，守住良知的底線的。第二，在文化層面，我想探討一下，傳統文化在今天在多大程度上還有著思想資源和價值資源的意義？我還是能夠感受到這種意義的，特別是在人格操守、義利之辯這些方面。當然，傳統文化并非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資源的全部，有的朋友也指出了小說沒有寫出知識分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我的小說的確也沒有做更大的展開，如中西文化沖突、傳統與現代的碰撞等等。那需要一個大得多的結構，藝術上也不好處理。就我給自己選擇的目標而言，我把小說定位在義利之辯這個范圍內，這是當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精神命題之一，也是當代現實與傳統文化進行藝術對接最恰當的入口。小說在這個方向上還是表現得比較充分的。這也讓我感到，小說不論怎么寫，局限性總是存在的。第三，在思想層面，我想從具體的生活表現中提純出具有一定形而上意味的話題，即活著與活著之上，兩者在當下的生活語境中，價值上是否能夠達成某種平衡？活著固然是一種真實的甚至可以說絕對的價值，但活著之上的價值是不是同樣也具有真實性和絕對性？這兩者之間的沖突在生活中是毫無疑問存在的，就像小說主人公聶致遠所想的那樣：生存是絕對命令，良知也是絕對命令，當這兩個絕對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須回答哪個絕對更加絕對。因此，這是一部關于意義的小說。活著固然是活著的意義和價值，但這并不是意義和價值的邊界。活著之上的意義和價值也是真實存在的，在市場經濟時代如此，對知識分子更是如此。這種價值，是我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杜甫、曹雪芹……用生命給予了證明的。而這在多大程度上能給我們以精神力量呢？第四，在藝術層面，我試圖將上述有著重要意義的話題，融入對日常生活的感性描寫之中，也就是說，這些話題并非憑空虛蹈，而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現實，或者說，這些話題是接地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