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少衡善于寫當下的干部形象，也能寫出官場生態(tài)的復(fù)雜性。2014年的《酒精測試》中，“反腐”是“我”的一種內(nèi)心愿望。腐敗在小說中首先表現(xiàn) 為公款大吃大喝，“我”因“酒量不錯”名聲在外，不得不在接待中大量飲酒。“我”本不愛飲酒，這與“反腐”達成了一致，由此可見，并不是所有的腐敗都出于 腐敗者自己的意愿。從喝酒這事上看，腐敗于黨、于國、于腐敗者，都不是好事。然而，喝酒這件近乎受虐的事，“我”卻不得不做。小說題為“酒精測試”，“測 試”中自然有考驗，不僅考驗酒量，考驗胃，而且還考驗“我”是否聽一把手的話。在接待一把手的朋友時，省委暗訪組正在當?shù)夭楣珓?wù)接待，如果被暗訪組查獲， 政治生命馬上結(jié)束，如果我臨酒退縮，就會“被邊緣化”。一把手對“我”這個市委副書記的測試，其實是測試他在市里是否有絕對權(quán)力，測試“我”是否肯提著烏 紗帽聽他的指揮。這篇小說布局精巧，極盡暗示之能，預(yù)示著一把手的絕對權(quán)力帶來的絕對腐敗，曲折別致。
尤鳳偉的《金山寺》寫腐敗現(xiàn)象形成的深層原因之一種：信仰的位移。共產(chǎn)黨人的信仰應(yīng)該是共產(chǎn)主義，但某些官員卻求神拜佛，希望神靈保佑升官發(fā) 財。小說中被“雙規(guī)”的市委書記尚增人上任后，大家都覺得是宋寶琦幫他“上位”——集體將一個領(lǐng)導(dǎo)干部的升遷當做宋寶琦私人對尚增人的某種成全，公私不 分，判斷事物的立場大有問題。重感情本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人民公仆需要的是大公無私的情懷。宋寶琦在尚增人被“雙規(guī)”后十分緊張，馬上清理尚增人送的禮 物，發(fā)現(xiàn)沒有現(xiàn)金，暗自慶幸未被牽連。然而，尚增人果然是送過宋寶琦一份“厚禮”：宋寶琦去金山寺燒香拜佛，一場法事的耗資竟然有10萬元之巨，宋寶琦在 不知曉的情況下等同于收受了尚增人叫人買單的這10萬元，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宋寶琦提心吊膽，等待紀委的處理，然而，沒有人敢得罪一方事主的佛，他的問題 不了了之。尤鳳偉的作品在行為和思想之間架設(shè)橋梁，在情節(jié)和人物之間尋求同構(gòu)，小說暗含諷刺，透視人物的靈魂。
李治邦的《佛爺》仿佛取自現(xiàn)實生活的案例，將小偷反腐的故事進行藝術(shù)化處理，寫出竊賊對人性的傷害和心靈毀滅。張一鳴的竊賊技巧可謂高超，但和 貪官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作為社會高級竊賊的貪腐者，常務(wù)副市長董強三跋扈。張一鳴仗著自己偷竊手段高明，先后兩次扒竊董強三。董強三知道是張一鳴扒竊 了他，更要命的是，董強三行賄受賄的賬本也被偷走。董強三必須抓住張一鳴，可是張一鳴已經(jīng)將他行賄受賄的賬本實名遞交到了中紀委。借小偷來表現(xiàn)“反腐”， 在小說界早就有先例，但在兩個高級竊賊的爭斗中所體現(xiàn)的意味則另有妙處。董強三將公權(quán)力私有化——公安局局長是他的人，不立案就抓人，明顯是公權(quán)私用地抓 住了張一鳴；張一鳴不可能將公權(quán)力私有化，但他可以借用公權(quán)力，向中紀委舉報——打倒董強三和費局長。《佛爺》的故事，不是一個“盜亦有道”的正義故事， 張一鳴舉報董強三并不純粹出于正義，而是帶有江湖爭強斗狠的意緒。董強三和費局長抓住張一鳴也不具將盜賊繩之以法的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