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看來歷史地理不僅要有梳理材料的能力，還得要有非常強的邏輯推理能力。
周振鶴：其實這是很有趣的東西。一個人的知識面越廣，邏輯推理能力越強，念歷史地理越好。念歷史地理的學生比單念歷史系或者念地理的學生都要苦，他們比地理系的學生多了歷史，比念歷史系的學生要多學地理，要有空間概念。不像有些歷史系的學生，或許有點不夠全面，或者只有事件的，或者只有人物的孤立的概念，沒有人物事件時間空間結合在一起的整體概念。
“政區地理”這個詞是我的發明
南都：當時譚先生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通過你的書證明，歷史地理學科還是可以建起來的。當時歷史地理學科的狀態是怎樣的？還有人對它是否該存在有疑問嗎？
周振鶴：到現在這個疑問還在。歷史地理算是地理還是歷史？現在按教育部的學科分類是屬于中國歷史學一級學科底下的二級學科，但是按照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的看法，應該屬于地理學科，畢竟它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定論，所以理論建設還是有問題的。我最近會出一本書叫《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就是把具體的政區地理變遷提高到政治地理的角度，認為它是一個地理學科，我們還要注意政治過程引起的地理上的變遷，要研究這樣的東西才行。
從歷史學角度來看，之前我做的《西漢政區地理》，屬于技術史學，即利用技術手段來解決近乎空白的歷史地理變遷問題。至于為什么會引發這種變遷，則必須要提高到政治地理的范疇來研究。
不過所有的工作還得從具體的政區地理開始，我想要先把整個中國歷史上的政區地理問題基本解決了。“政區地理”這個詞算是我的發明，現在也成了學術上的專有名詞，指的是研究行政區域變遷的地理狀況。
南都：你做的這個工作，同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之間有沒有怎樣的關系？
周振鶴：譚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只有圖沒有考證文字，所以我們還需要有文字的東西來考證敘述中國行政區劃的歷史變遷，這從每個朝代來看就是斷代政區地理，所有朝代聯系起來就是中國行政區劃變遷通史。現在這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一共13卷，從先秦一直到民國，也屬于技術史學的東西。
從一個斷面，一個年代來講地理的考證，而后把每個斷面用時間的箭頭貫穿起來，就是一段完整的歷史。《西漢政區地理》是一個斷代范例，如果每個朝代都能這樣處理，那我們就有希望把完整的中國行政區劃變遷復原出來。譚先生的地圖集是一個朝代只取一個年限，但如果一個王朝比較長，以一個年限來反映變遷情況顯然不夠。我們現在的想法是希望能一年一年地表現出來。有的朝代，若是因為歷史資料實在不夠，就看能否反映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變遷，總之希望能夠盡量詳細。我想，如果能把這部通史完成，我這個人其實就可以交代了。(笑)
南都：1990年代，你出版了《體國經野之道》，這本書是不是就是你想做的政治地理的范式？
周振鶴：對，這就是開始做政治地理的時候。之前做的政區地理，采取的都是縱向角度，說的都是這個郡管轄哪些縣等等，非常枯燥，很少有人去看。而《體國經野之道》則是從橫向的角度來說，雖然只有12萬字，但我前后寫了兩年。這本書實際有點像是政治地理學的導論了。
南都：這樣說來，你做的很多東西完全就是篳路藍縷。
周振鶴：有些算是吧。即便到今天，歷史地理學科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現在出書還只能叫“政治地理十六講”，還不能叫“政治地理概論”，里邊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比如說疆域的問題，為什么疆域會擴張收縮、疆域究竟是怎么定下來的，疆域的邊疆區、緩沖區、核心區又是如何形成的。這些里邊都有很多東西可講，但我不一定有時間去做了，可能由我的學生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