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去參加考試時，我剛好跟考語言學的游汝杰是上下床，大家談起來對語言文化都很感興趣。后來我到復旦以后，我們就合作寫了一些關于語言文化的文章，之后便有了《方言與中國文化》這本書，1986年出版，比我的博士論文《西漢政區地理》出版還要早點。
南都：從《方言與中國文化》的內容來看，還是可以看出受到歷史地理的影響非常大。
周振鶴：應該說，沒有歷史地理的基礎，這本書恐怕出不來。正是有了歷史地理思維，加上之前的語言學知識，才能與游汝杰合作，最終把這本書寫出來。碰巧我會三種方言，我母親講廈門話，我父親是無錫人，講的是吳語，我其實從小就是“雙語環境”。我太太是長沙人，影響所及，母語、父語與妻語我都講得來，所以注意到了湘語跟吳語的關系，又推測出閩語可能就是古代吳語的體現，然后才能寫出方言跟文化的關系及同移民的關系。
如果沒有歷史地理的知識，這個結論也很難推導出來，因為閩語就是閩語，吳語就是吳語，看不出有什么關聯。但從歷史地理角度看，比較容易理解，因為現在閩語地區的人原先就是從古代吳語地區搬來的，只是他們呆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里，他們所持方言變遷很少，所以保留了古代吳語的特點。
這個結論后來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丁邦新證實了，他看了我們的書以后，就從語言學角度推斷出我們的結論是正確的。
南都：《西漢政區地理》是你的第一本歷史地理的專著，這本書也是你的博士論文，當初為什么會選擇做這個題目？
周振鶴：這是一步步思考過來的。一開始我并不明確要做什么題目，正好有一個小侯國的地理位置引起我的興趣，就試試看能不能做出來，發現可以之后，才選了一個王國來做。比如說長沙國，1972年發現馬王堆漢墓，轟動一時，當時我就在想能不能推測出長沙國在漢初究竟有多大。
此前，一位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說長沙國有9個縣那么大，但馬王堆墓主下葬是在漢文帝時期，文帝時的長沙國究竟有多大，當時誰也拿不出結論來。于是我就做了這個工作，相當于把漢文帝時的長沙國復原了。做完之后就想再前進一步，漢初一共有10個王國，是不是能把剩下9個都做了，接著就把西漢一代其余9個王國的變遷情況都復原了出來，這就成了我的碩士論文。
南都：你當時碩士論文答辯的情況是怎樣的？
周振鶴：碩士論文答辯時，來的老師都是老一輩的學術界權威。他們看了我的論文，都覺得這篇論文很不錯，解決了幾百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相當于把西漢諸侯王國封域變遷都寫出來了，都覺得可以直接評博士了。
但當時教育部還沒正式出臺招博士生的政策，雖然已經有了這樣的說法。所以我又等了一年多，到1982年才開始正式念博士。我的博士論文還是建立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之上，只是把范圍又擴大了，把整個西漢政區地理都做了出來，因為之前做的10個王國僅僅是西漢政區的一半，還有另一半政區是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也需要復原，再加上漢武帝以后疆域政區變遷很復雜，也一直沒有人弄清楚過。后一部分大概花了一年多就做完了。1983年，我同葛劍雄同時獲得博士學位，成為全國的首批文科博士。
南都：對于你的《西漢政區地理》，當時學界的評價是怎樣的？
周振鶴：當時很多人說我是最會利用史料的。但其實不光是這個原因，史料固然很重要，不充分利用不行。當時我要解決整個西漢政區地理的問題，只依靠已有的傳世與出土文獻資料根本是不夠的。其中的歷史空白點太多了，你必須要建立起一個邏輯推理的框架，設想各種可能存在的情況，然后再去逐個排除，留下一個最有可能的推理結果。
《漢書地理志》只是反映了西漢末年行政區劃狀況，也就是諸侯王國、郡、縣、侯國的分布情況，但是西漢末年之前兩百年的詳細變遷并沒有反映，而我必須要把這兩百年的情況寫出來，這相當于虛構了一個框架，而且你必須去把這個框架填滿。我做的這個工作，是將僅由已有史料看不出來的東西做出來，而不是對已有的東西修修補補。如果沒有過去理工科生的思維，恐怕不大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