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若白）
面對腐敗狂潮的反思
改革開放的國策是完全正確的，不容置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進步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改觀，國人引以自豪，國際輿論亦廣為贊譽。
然而，無容諱言的是官員腐敗，也是建國六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令人驚悚。腐敗涉及的范圍之廣，人數之多，贓款贓物數額之巨，手段情節之惡劣，都令人聞之驚駭不已。僅從近年來國家檢察機關公布的數據來說，縣處級以下涉案人員，每年數以千、萬計；廳局、省部級中高級干部，每年以十位數、百位數計；甚至在國家領導層，也先后出現了成克杰、陳良宇、薄熙來、蘇榮、徐才厚等人的驚天大案。因此，說官員腐敗六十多年來，于今尤烈，絕非聳人聽聞之論。
回憶改革開放之初，腐敗之風“起于青萍之末”時，陳云、小平同志就提出：“黨風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警告，隨之黨和國家的紀律和檢察部門查處的力度也不斷加大。然而，腐敗之風卻始終未能有效遏制。一批又一批官員視黨紀國法為無物，置黨和國家的警告聽而不聞。他們像著了魔似的大張貪欲之口，瘋狂斂財納賄，大有“前仆后繼”之勢。這究竟是為什么？能不令人深思、反思么？
各級官員應該說都是國家的精英。他們是社會的組織者、管理者和領導者。也是人民群眾的榜樣。官風的好壞優劣，直接影響著社會的風氣，國家的命運，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對于官員腐敗案層出不窮的現象，政界、學界和社會有識之士，都極為關注，而且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給出了許多答案，提出了許多防腐良策。諸如，認為它是商品經濟自身固疾的反映；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浸蝕和影響；是我們法制不健全，防腐機制不嚴密；是對干部思想教育不到位，等等。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可以說是原因之一。但是，鄙見以為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選人用人指導觀念的問題。
何以如此說？回顧三十多年來我們在干部選拔使用上，無論領導講話還是宣傳輿論上都是強調“政績取人”“以才能用人”，始終存在著嚴重的重才輕德傾向。雖然在干部考核上也列有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質的要求，但是都很籠統，只是一般概念化的原則，關注的重心是才能，是政績。因而在干部中產生的影響，就是政治、道德是“虛的”“政績”“辦實事”才是“硬頭貨”。甚至在有的宣傳文章中，有人鼓吹曹操的“唯才是舉”論。曹操的“求賢令”，曾聲稱哪怕是“雞鳴狗盜之徒”“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就要大膽選拔重用。這就是曹操的“唯才是舉”論的實質。再就是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曲解和濫用。“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確是一則古訓，意在看人不必責備求全。但是，任何語言的比喻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無限延伸。真理多跨出一步就會變成謬誤。金固然無足赤，但是它大體應是“九九金”或“九0金”，如果含金量只有三成四成，還能稱其為真金嗎？人固然無“完人”，但是，起碼能“自守”、能“慎獨”、大節無虧。這還需多說嗎？
由于選人用人上的重才輕德傾向，因此使一批思想品質低下，甚至首先道德操守存在嚴重問題的所謂“能人”，就被選拔到各級重要崗位，委以重任要職。不能否認有些人確實很有才能，很能干事。然而，他們一邊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為進一步升遷撈資本；同時也在私欲膨脹、大肆聚斂錢物，腐化墮落。政和縣那位縣委書記就毫不掩飾地說：“升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查看一下落馬的貪官們，哪一個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