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孫犁還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所有研究工作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研究的視角和進展是階段性的、側面的、隨機的。當作家告別人世，研究者更能全方位地“接近”研究對象，作出先前不敢作出的結論，說出先前不便說的話。不再“說話”的孫犁，用純粹的文學創作活動，展示了他可貴的文化生命。
孫犁和魯迅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已提出了孫犁和魯迅的關系，有的論點明確說孫犁是魯迅的繼承人。在這個命題底下，是一篇大文章。魯迅活著時，追隨他的文化人很多，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也不能概括當年“魯迅風”的強勁。從文學史看，有的作家甚至自命為魯迅的弟子，為魯迅弘法，似乎得了先生的衣缽真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只說他們是早年親近先生的人，而不是先生的繼承人。為什么與先生無一面之緣，從未直接交往的孫犁竟成了魯迅的繼承者？論據有三。一是孫犁由“五四”后的新文學啟蒙，自認魯迅為精神上的導師，把魯迅的作品當成研修文學的范本，并把魯迅當作人格楷模。當孫犁還是一個文學少年時，就關注世道人心，將文學和民族的命運相聯系。魯迅挺直了的脊梁、不屈的靈魂，使少年孫犁產生崇敬感，親和感。又因為他與上海時期的魯迅沒有直接交往，超脫于各種爭論之外，他和魯迅的文學血緣關系就顯得更純粹，沒有沾染私人意氣和團體偏好。抗戰爆發后，孫犁以文化戰士的身份，自覺在反法西斯的戰場上宣傳魯迅，歌頌魯迅，把一個文化巨人當作中國不會失敗，民族不會滅亡的象征。同時，他又以個人的創作，以筆作槍，發揚魯迅的戰斗精神，用詩情畫意展現一個偉大的民族在侵略者面前的堅強和勇敢。槍林彈雨穿不透“葦子的長城”，鐵蹄炮火毀滅不了一望無際的荷花淀……二是孫犁對魯迅的繼承，不僅早年學習魯迅的作品，還表現在他一生虔誠學習魯迅曾經學習過的作品。他購書的一條主要線索，是魯迅日記附的書賬書目。20世紀70年代末，沉寂近20年的孫犁在海河之濱說話了。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孫犁在當代文學史上發出的聲音，不單是一個個體作家的重操舊業，“二次解放”，老兵新傳，孫犁在率領文壇的一支生力軍。三是像魯迅一樣，孫犁身上凝聚了一個民族優秀的文化。他的博覽群書，從文化遺產的源頭活水汲取營養，既延長了個人的文學生命，又弘揚了民族的文化之光。孫犁生活的時代，舊文化保守勢力已銷聲匿跡，孫犁和同時代的人，有條件客觀公正地面對文化遺產。尤其是頻繁的政治運動，更使弘揚傳統文化顯得及時和重要。
孫犁和巴金
孫犁一直視巴金為前輩作家，他們之間也沒有直接交往。兩位文學老人是相互尊重、文心相通的。上世紀80年代初，巴金在香港報紙開設專欄，沉痛地反思“文革”，用真話為當代思想界、文學界開路，影響巨大。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一文中，巴金引用孫犁《遠的懷念》一段話，顯示了兩位文學老人對十年動亂的共同批判立場。孫犁的《蕓齋小說》，還有不少犀利的雜文，對十年“文革”發出控訴和揭露，毫不留情。與巴老不同的是，孫犁主要是以文學的形式，隱晦的手法，暴露他的親歷親見，揭示動亂中各式各樣扭曲了的人性。巴老一直自謙他“不是文學家”，最早投身文學事業，就聲明是用文學來戰斗，戰勝黑暗，迎來光明，用文學實現人生的理想。這種文學觀，也在他的《隨想錄》的寫作中貫穿始終。孫犁則自覺要當文學家，強調作品的文學性，重視作品的生命力。與魯迅的早期小說一樣，孫犁在新時期的創作，也是在剖析國民品性，呼喚真善美的回歸。繼承文化遺產，不只是接受典籍，還展現前賢的人格光輝。《覓哲生》不足千字，在孫犁作品中不占重要位置，但這篇短文卻說盡了他的全部心事。孫犁的根本煩惱，最大的痛苦，就是真誠的喪失，所有人性美在政治動亂中的失落。所以，他用回憶滿足自己的精神所需，讓消失的真善美在心中回放。他用純粹的文學形式說真話，并且不滿足于只說真話，使他和巴老成了當代文學的良心。他和巴老的可貴，就在于：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決不因風吹草動而動搖。當有研究者將孫犁和巴金作比較時，孫犁謙虛地說：巴金那樣的作家，我們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