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袁世凱在人們心中是“竊國大盜”，是個奸雄。然而，可能沒有多少人之道，中國共產黨卓越的創建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李大釗，早年對袁有過一段從真心擁護到公開批判的真實經歷。
1907年7月，李大釗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學習 。此時，中國還是實行封建帝制的滿清皇朝，而他畢業之時，已是實行民主體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連學校的名稱也從“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改為“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他與很多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力量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方力量的同意攜手，對國家和民族的中興有望，充滿歡欣。他贊揚袁世凱統一全國之功績，一度贊揚袁世凱堪與拿破侖、克倫威爾和華盛頓等媲美。當聽到日本狂熱的侵華主義分子中島端指責袁世凱是“奸佞小人”、“榮祿的爪牙”時，李大釗毫不客氣地一一反駁。
究其緣由，李大釗擁袁是有來由的。那時中國的社會輿論并不像后來那樣對袁充滿指責的聲音，而是有比較多的人認為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是“統一”和“穩定”。在這一點上，袁世凱能起非常正面的作用。李大釗傾向于以憲政的方式在袁世凱領帶下統一中國，也是符合情理的事。
事實上，民國初年的中國，剛從封建帝制轉化而來，民眾的政治意識也好，精英們的政治意識也好，都處于幼稚的狀態。北洋政府一提出憲政，舉國上下一夜之間冒出了300多個政黨。這些政黨的組成人員并無歐美國家政黨組成人員那樣的綜合素質，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通過“結黨”達到“私營”，撈取本黨利益的最大化。李大釗對此當然不滿意。他認為必須通過一個公認的領袖挺身而出，把這一切理順，從而建立起完備規范的民主國家體制。而袁世凱自然是理想的領袖之一。
然而歷史終究要水落石出的。在袁世凱稱帝后的1916年2月，應進步黨領袖人湯化龍的要求，李大釗從東京回到上海，參與反袁斗爭。在認清了袁世凱的本質后，他的歷史觀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從“英雄史觀”變為“群眾史觀”。他認識到，必須通過啟蒙，使民眾認識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將盲目崇拜英雄豪杰的心理轉變為依靠自己管理社會事務的觀念。 （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