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以前接受的是所謂“全紅”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學校、家庭、社會)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輸的是清一色的社會主義“盡善盡美”的思想。教育者沒有把社會的落后面和陰暗面如實地披露給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靈自幼便打下了社會主義“完善”的烙印。知識青年深入到農村以后，才真正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貧困、落后、愚昧、封閉，空中樓閣式的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令他們驚愕，引起他們的反思。一位在“文革”初期頗有影響的北京紅衛兵在回憶他下鄉后的感受時這樣寫道：
我當初參加紅衛兵，真誠地相信，戴上紅袖標，喊幾聲“反修防修”的口號，在社會上沖幾沖，就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當初，我是從“天上”看世界。到陜北的山溝溝，住進破窯洞，我第一次發現，中國還有這么落后、貧窮的地方！那些曾為革命灑過鮮血的老紅軍、老貧農，仍在吃糠咽菜，看到這些，我留下了眼淚。還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萬八千里！這時，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吨袊嗄陥蟆?，1986年8月29日。
農村中司空見慣的貧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識青年感到震驚，首先是因為嚴峻現實將“全紅”教育澆鑄的根基輕而易舉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人民”為神圣天職的青年第一次發現，貧困與落后，愚昧與無知，還遠遠沒有與廣大農村絕緣。這是他們下鄉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盡管這種教育的內涵與毛澤東所說的“再教育”風馬牛不相及。
上山下鄉為知識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和天地，與農民接觸越多，對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廣大農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徹。對許多地方的農民來說，最令他們談虎色變的倒不是“文革”初的大動蕩，而是“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當農民憶及那段歷史時，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慶幸。正是從農民的言語中，知青們認識到“三年災害”主要并非天災，實在是由于錯誤政策所造成的“人禍”。由此舉一反三，對“廬山會議”的那場風波，對被列為劉少奇“罪狀”的“三自一包”，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倒行逆施逐漸有了新的見解。
“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從政治上打翻在地，為林彪一躍成為經中共九大黨章“法定”的接班人掃清了障礙。當紅衛兵小將們虔誠地高呼“敬祝偉大統帥毛主席萬壽無疆”口號時，必然要同時高呼“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個人崇拜達到近乎瘋狂的年代里，這兩句發自億萬人肺腑的口號構成了時代的最強音。林彪作為那場造神運動中躍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顯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為全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倉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墜機身亡事件的發生，卻使現代造神運動成了歷史的笑柄。當這個消息閃電般傳到各地知青中后，他們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對剛剛發生的事件表示難以置信。這個被寫入黨章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個整日手擎“小紅書”，高喊“萬壽無疆”，信誓旦旦地揚言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副統帥”，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陰謀敗露后叛逃出國呢？在以后一段時間里，不管上級傳達的文件如何煞費苦心地解釋，都無法削弱這一事件給全國人民心理上的巨大沖擊。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他們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對領袖的赤誠之心和圣潔之情受到了褻瀆，認為自己上了當，受了騙。當他們因受騙而備受煎熬時，當他們因失去理想主義的精神支柱而四顧彷徨時，一種近乎絕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們的心。1974年，知青詩人郭路生寫下了《瘋狗》一詩。這首詩雖然只是個人情感的宣泄，卻惟妙惟肖地映現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