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社會結構變化與軍閥士兵的構成有著直接的關系，從總體上說，士兵群是由破產農民和過去依附于農村經濟的各色非農業人等及游民組成的。像朱執信先生所說的那樣：“從前讀書的，經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搶劫的，拐騙的，走私漏稅的，都薈萃在兵的范圍。”剛剛離開土地的破產農民、農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階層，和由于農村破產而連帶失去生計的手工業者、小商人、教書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絕大多數。19世紀20年代末，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對晉軍一個旅的946人作了調查，結果表明，在這些士兵中有是農民和無職業者，幾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為小手藝人、商人、醫生(農村)和教書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錢回家以供養家人，來自農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畝以下。當兵，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職業，一種無奈的選擇。
從以上對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第一，當兵是破產農民被迫無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連年的戰禍，造成了大量的破產失業的農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國萎縮的工商業又與農村的商品化過程極不協調，無力吸收如此眾多的失業勞動力。第二，當兵也是一種可以被鄉村社會與鄉村人心理所容納的職業，農村生活商品化的結果，使得軍餉可以作為家庭收入的一種，而且當兵作為破產農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牽扯的社會面之廣，使人們不得不改變一點清朝實行兵籍制度時那種“準賤業”的看法，即所謂“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第三，脫離土地的農民成為士兵之后，仍然與他們的母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作為農民的某些特性并沒有像他們變成產業工人的同類一般有所改變，甚至可以將士兵群視為農村社會結構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標系統
我們知道，由于中國農村特殊的經濟結構，即使是佃農也有獨立的生產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額，而對生產經營并不加干涉，所以農民在未脫離土地之前，是具有相當獨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過去散亂的農民個體一旦聚合成士兵群，過去那一點獨特秉賦就喪失殆盡了，表現出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群性”。他們易于接受領導，也易于反叛上司，群體意向的所指帶有很大盲目性和隨機性，受物質(糧餉)、精神(士氣)、風習，自發性領袖，以至各種禁忌因素的影響。然而在士兵群散亂無序的行為意向中，其目標系統卻顯現出始終如一的趨向，這就是：活命、養家、發財與發跡，當然也有些是為了報仇或者避禍而投軍，但這些動機顯然不是主流。
“吃糧當兵”是最基本的動機，失去土地又別無長技的農民，當兵是比較容易找到的飯碗，而作為士兵這種職業，只要沒有戰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飯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為軍閥要靠士兵來打仗，縱令長安米貴，吃飯倒也不難。
養家是士兵最為關切的核心目標，同樣，據陶孟和的調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雙親俱存，有是獨生子，有27%是結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說，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贍養者，其余的人，作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的一員，其家庭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時期，士兵的待遇是優厚的，月餉號稱“七品官俸一般同”。后來隨著士兵市場的擴大，兵“勞動力”的價格愈見其廉，從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盡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們的薪餉，對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農戶(每戶平均人口六人)來說，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了。然而，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數字，實際上，由于自身轄區收入的不穩定，易受外界的影響，軍閥部隊的欠餉是經常的，層層克扣更是家常便飯。第一次直奉戰爭后，《晨報》記者曾采訪過一個奉軍士兵，據這位士兵說，他們開拔時曾發雙餉十六元，但經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奉軍在各個軍閥軍隊中，還算是待遇最為優厚的。戰時尚且如此，平時則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個排長說：“余自在閩追隨臧致平后，無處不戰，至今四年。每戰輒棄所有，月餉雖有三十元，四年中撫家僅八十元耳，而瀕于危者屢矣。”所以說，士兵養家的目標基本上是實現不了的，也正是因為這種最熱切關注的目的行為受阻，士兵們才不惜用頻繁的逃亡(換個軍隊吃飯)和兵變來對抗。據蔣百里統計，1914年逃兵人數為士兵總數的十分之一，1916年則達士兵總數的十分之三，1908～1936年共發生三百余次兵變，絕大多數是因為欠餉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