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班進京駐地就在八大胡同，清末民國的伶人也沒有離開過八大胡同。如今的人知道八大胡同都是通過說相聲的了解的，其實他們不懂歷史。這里不僅是妓院的聚集地，其首先的標識是梨園行的大本營。
道光八年清朝人作的《金臺殘淚記》中記載了八大胡同的情況，“每當華月照天，銀箏擁夜，家有愁春，巷無閑火，門外青驄嗚咽，正城頭畫角將闌矣。當有倦客清晨經過此地，但聞鶯千燕萬，學語東風不覺，淚隨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銷魂之橋，迷香之洞耶？”
鶯鶯燕燕的所在，“銷魂之橋，迷香之洞”，與這些人為伍，程長庚迷惘了。他隱隱覺得不妥，但他安慰自己，伶人跟這些鶯鶯燕燕不一樣。伶人是賣藝的，是憑本事吃飯。
但是他后來發現，每當開戲之前，一些唱戲不怎么紅的男旦，都會扮好戲裝站立臺口，供臺下品評。一些神態猥褻的人，相顧調笑，指指點點。師兄們眉眼傳情，有時還會直接下臺跟這些人打情罵俏。散戲之后，也有師兄就坐著來客的豪華馬車，不知去向了。
開始大家見他年紀小有所隱晦，后來就告訴他這是戲園子“站臺”的生意，那些師兄們隨著客人去他處“銷魂”去了。這是伶人的另一門生計，以充當“像姑”為主業，唱戲反而是副業，或者只是招攬生意的手段。所謂“像姑”就是由年輕的男性伶人充當的男妓，提供的服務跟娼妓完全相同。
當時的情形記錄在《夢華瑣簿》中，“戲園分樓上、樓下。樓上最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為三四間，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
叫條子在清末民國的京城文人士大夫圈子中，聲色需求很強烈。但當局道貌岸然的公開規定是禁止官員涉跡花叢的。有變通者，就以“像姑”代替。嫖妓女違法，嫖男妓合法，以法理做道德標準，想出這個變通主意的人一定是個天才的律師。
“像姑”據考證就是“相公”。由于“相公”是仕宦的稱謂，為有所區別，改稱為“像姑”，至少在口頭上，“仕宦”還維持著道貌岸然的道德觀。
起初，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像姑”只是文酒之歡，招待客人調笑助興的風流節目，未必真個銷魂。與斷袖傖奴不同，參與者都認為“像姑”無傷大雅。很多明清才子，比如王文簡公、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這些人，都是此道愛好者，這是一種很古老的士大夫風氣。
無傷大雅的前提其實是沒有“真個銷魂”，不食馬干當然就無傷大雅了，意淫。
但是就有些浮浪子弟，傷了大雅，動了真格的。“像姑”從業者都是跟著市場感覺走，有需要就可以提供服務。墮落到后來，無傷大雅的也就有口難辯了，只好退出，有傷大雅的就占領了市場。
伶人充當男妓的風氣盛行，始于當初的徽班進京。戲班來到京城，主要駐扎在八大胡同中的韓家潭、百順胡同一帶。此后四喜、春臺等戲班相繼來京，又駐扎在八大胡同之百順胡同、陜西巷和李鐵拐斜街。隨后的進京伶人，都在八大胡同聚集。舊京城有句俗語：“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唱戲的不離百順、韓家潭”。“娼”和“優”差不多就是同行，所以娼優為伍，比鄰而居，在時人看來再正常不過了。
徽班進京帶動了大批伶人進京淘金，正經的演藝市場雖大，但競爭激烈。靠唱戲能唱出來大紅大紫的，鳳毛麟角。一些伶人沒有背景，北漂到京城，人地兩生，或迫于生活走投無路，或利欲熏心，就自甘墮落從事了這些“像姑”、“堂子”的勾當。
伶人自幼選材重視外貌，加上飾演女性角色經過專門訓練。在《清稗類鈔》中記載培養童年伶人需“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醲粹，夜則敷藥遍體，惟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孌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肉汁洗臉，吃蛋清，全身敷藥。經過這樣的培養，個個活色生香。這樣，有姿色的伶人，就成了浮浪子弟追逐的目標。伶人充當“像姑”，也成了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