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辱的婚姻生活
元代平民婦女是以特殊商品的身份進入夫家的，因此，她們的婚姻生活更為屈辱悲慘。
任意典雇與轉讓元代平民階層的婚姻，實質上是男方以極為廉價的財禮買到一個能紡線織布、下田作業、外出打工為家庭創造財富的勞動力，一位洗衣作飯操持家務的保姆，一個能滿足生理需求、傳宗繼代的工具。平民婦女作為真正的社會人已不復存在。因此，當災荒降臨、生存出現危機之時，她們便理所當然地同家中的土地、牲畜和其他物件一樣，成了家庭戶主——男性逃避饑餓、賴以維持生計的典賣與轉讓對象。典雇妻女的現象在南宋貧苦百姓中已有存在，而元政府則對其采取寬容、乃至支持的態度，認為，“江淮之民典雇男女習以成俗”，“權令彼中貧民從本俗法可也”。元政府也常令家屬典雇犯人妻女得錢替殺人犯丈夫交納燒埋銀；以女孩子折合燒埋銀的裁決更是元代官府的通常作法〔2〕(卷43《刑部五》諸條)。致使典雇妻女之風愈演愈烈，并由江南蔓延至全國，夫妻間因此成了一種極不正常的雇傭關系。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江西行省袁州路彭六十，為家貧養贍無力，自愿將妻阿吳典雇與彭大三使喚，三年為滿，要訖雇身錢五貫足。入典方多為已婚無子、家財富足、需要子嗣的男子，丈夫公然受價將妻典與他數年；婦女自身也不以為恥，“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為夫婦，或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滿之日，雖曰歸還本主，或典主貪愛婦之姿色，再舍錢財，或婦人戀慕主之豐足，棄嫌夫主”；典家“輕則添財再典，甚則指以逃亡”。因典雇年限較長而引發財產問題、子女歸屬問題，乃至典雇雙方的情感問題等官司則不計其數〔2〕(卷18《戶部四》，卷57《刑部十九諸條》)。元政府“雇女子書式”的明文〔5〕(p246)，更助長了社會利欲的泛濫，使典雇妻女在災荒年代貧困家庭的權宜之計變成了趨利者的生財之道，竟然有家長“以女質于人，年滿歸，又質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蓋多質則得物多也”〔6〕(卷2，“娶妻茍慕”)。更有不少丈夫將結發之妻轉嫁他人以取錢財。如桂陽路譚八十一為生活艱難，在陳四的誘說下寫立休書，得譚四十三錢財，將妻阿孟轉嫁與譚四十三為妻。又如益都路山東東西道膠西縣楊大，至元二十七年，因為缺食，受訖馬國忠中統鈔六十兩，將妻苗月兒嫁與馬國忠為妾。更為惡劣者如袁州路段萬十四，以欺騙手段將共同生活18年的妻子阿潘假作亡弟之婦嫁賣與譚小十為妻，收取錢四錠；郭季二則將妻彭明四姑假作妹妹轉嫁軍人王二為妻，得財錢二錠、銀釵兒一支、紅緞、媒人錢二十貫。公婆將兒媳轉嫁他人受財更是天經地義，連身為職官的公公也為錢財將兒媳移嫁他人為妻〔2〕(卷18《戶部四》諸條)。
婚姻幌子下的買休賣休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禮法的失控，“不求安生，而求利生”〔7〕(卷5)的風氣盛行，致使平民婦女的人身以不同價格進入了流通市場，名正言順地進行買賣。元代社會專事買賣婦女的“奸人”(人販子)活動十分猖獗，“人市”及中介人“牙婆”等則堂而皇之奔走其間。買賣妻女名目繁多，有借口夫婦不相安諧而將妻買休賣休者；有妻子外逃犯奸，丈夫另娶妻后，將前妻捉回以絲一千一百兩的價錢立契轉賣與官宦之家作驅口者。連一些品官也加入了拐賣婦女的行列，他們利用到江南做官的機會，伙同到江南的商賈、軍人等，私下娶江南平民女子或寡婦為妻，并不依例憑媒寫立婚書，回北方后，便將這些婦女瞞昧賣與諸人作驅口〔2〕(卷18《戶部四》，卷57《刑部十九，《新集·戶部》諸條)。如大都路身為職官的張世榮就自賣其立媒所娶之妻，還帶著一干人等至和買者家索要買休錢。湖北道王提舉哈丹帖木兒，誘騙女子孫趙奴攜引至任所作驅奴使喚，任意打罵。他們還欺騙良家子女，假以乞養過房為名給錢誘致收養，恃有通例，才到迤北，立即貨賣作驅奴。人販子們趁機與不法官吏相勾結，形成買賣販運婦女的一條龍服務：他們“攬載舡戶相為奸謀，夤夜行舡裝載人口，透越關渡順江而去，縱有攔當，亦不送官，貪圖賂賄私下脫放”。官府的腐敗，使人販子們有恃無恐。此風波及，回回、漢人、南人也敢典賣蒙古女子作驅口。連官家之妻也有被拐賣的，據載，一小僉廳官之妻去參加郡守舉辦的僚屬妻燕會，途中被人販子設計賣于倡家，連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娛客以取錢，備受鞭撻，后恐事覺，又轉鬻與大官人為妾〔6〕(卷1)。元政府對騙賣良人為奴婢妻妾者立下的懲罰條例〔2〕(卷57《刑部十九》)完全成了一紙空文。剛直敢言的鄭介夫不無沉痛地上疏說：“今鬻子休妻視同犬豕，賤賣貴買略無惻忍。雖有折良買休之條例，而轉賣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實為驅口；受財者則易其名曰‘聘禮’，實為價錢。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極為可憐。”〔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