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我基本不認同蔣讀經修身不走極端獨裁之路的觀點。蔣也想隨心所欲、對權力壟斷。只是蔣所處的這個環境，他對國民黨，對方方面面的權力壟斷，遠達不到其他人的時代。就像你說的，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它當然想成為強勢獨裁，但是他達不到聯共的水平。而且蔣也不是說不讀史書，相對來講，他很強調應用性的時候，他也要看史書。
王奇生：他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讀了一些史書，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澤東相比。
金以林：他對國外圖書、海外經驗的借助，可能比毛多。1932年他非常認真地讀《俾斯麥傳》。他在談到民族獨立的時候，讀《凱末爾傳》，他就覺得無論是俾斯麥也好，凱末爾也好，是他學習的楷模，都面臨著民族的危機，怎么解決民族危機，然后怎么國家獨立。
王奇生：蔣對斯大林感覺不錯，尤其是抗戰時期到1940年代，他覺得最了解他的是斯大林。
金以林：蔣對獨裁者印象都很好，不是說他不想獨裁，或者讀了經書以后有了自我約束，是他達不到獨裁的程度。
他對誰都不信任日記里罵人無數
汪朝光：另外，日記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日記本身又是一個非常主觀化的史料，萬萬不可把日記當成一個真實的歷史。
我舉一個例子：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學家羅爾綱先生，寫的《師門五年記》，里面說胡適從北平南下，只有他一個人到火車站去送行。可是余英時先生說，胡適自己就有日記，當天到場的有七八個人。余先生也挺厚道的，他只是指出了這個事實，他并沒指責羅先生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說只有一個人去送行，這個顯然不完全是記憶的差誤。因為七八個人，你總得記住一兩個人吧，可見這里面有主觀的因素，更別說因為客觀的因素，確實就是忘了，這個更是很常有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日記當成判斷一個人行述的唯一標準，一定會受到誤導。像日記和回憶錄這樣的材料，都是不太可靠的。我覺得，回憶錄在本質上跟日記有相通之處。
金以林：前一段總有人爭論蔣介石日記的真假。我們研究所去抄了一套，大致下來有500萬字。但是問題是，有些事日記沒寫，比如說“4·12”幾乎就一筆帶過，包括皖南事變也是。
汪朝光：蔣介石日記里面也有虛飾、有意歪曲和夸張的一面。
金以林：但是起碼寫的內容是真的，心態是真的，只是說你怎么去表達而已。有的時候我也承認，比如蔣第二次下野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寫到，他渴望自己能下野、解脫，但是這些話毫無疑問跟他當時的心境是不符合的。
還有一點我個人的體會是，隨著地位越來越高，老蔣有點高處不勝寒的感覺，有的時候沒人跟他說心里話，他在日記里罵人無數，基本上沒罵過的是孫文、宋慶齡。
王奇生：宋美齡也罵，因為宋美齡會偷看他的日記，所以他不明著寫罵，就罵婦女無才便是德，教育也不行，這些都是罵宋美齡的。
金以林：尤其是抗戰以后，沒人跟他交流了，他對誰都不信任，這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有的時候，就是這種感情就在日記中的宣泄。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去重慶，他在日記里就說我要審判他如何如何。我個人的理解，這是蔣介石的一種情感缺陷。事實上，從他的行動中，毫無任何征兆或實際行動顯示，他企圖審判毛澤東，或者他跟黨內的領袖討論過這個事，或者做過哪些布置。
其實有的時候我覺得日記的新聞價值太大，除了新聞價值以外，蔣介石日記本身的價值有限，一定要伴隨大量的其他的原始文獻，特別是在臺灣的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才能得到對史實的印證。實際上，我們可能用的其他的檔案數量要遠遠高于日記本身的數量。像臺灣收藏出版的有一套書叫《事略稿本》，從1927年到1949年有80多本。這套書除了有蔣介石日記摘編以外，還有更多的蔣介石收發往來函電。比如胡宗南給他一個電報向他報告一個什么事，然后他給胡宗南的一個回電，談到這個事應該怎么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