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有點荒唐本不足怪，連上帝都會原諒；問題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勵，以致這股歪風刮遍全國。”王年一認為，“上面的支持和鼓勵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發動群眾的需要。支持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發揚，可以使社會震驚，發動群眾的效果遠非幾篇文章可比”。
為了更好地“發動群眾”，8月22日，公安部轉發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舊”就從思想文化批判，從改商店、街道、工廠、學校的名稱，放大并簡化為“破除”一切物化形態的“封資修”，一切物化形態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各地紅衛兵競相抄、砸、燒……
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級的嚴重暴力行為在9月初開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國性的“破四舊”運動逐漸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結束，各地仍有“破四舊”的提法和行為。造成的財產、文物的損毀，至今無法全面精確地統計，更難以計算的，是隱形的損毀。
如何“破四舊”——以北京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紅衛兵組織了40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北京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北京“全聚德”改名為“北京烤鴨店”。不只是“改名”，還包括：剪長發，剪長辮子，剪燙過的頭發，剪小褲腳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燒戲裝、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紅衛兵將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戲裝、道具，堆積到國子監（孔廟）大院中心，縱火焚燒。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是大興縣。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后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教職工和家屬273人，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佛像。幾天之內圣安寺、昌平漢城遺址、延壽寺銅佛被毀殆盡。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在文革期間被毀，大多數毀于1966年8－9月即破四舊期間。另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僅從各個煉銅廠就搶救出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數據320多萬噸，古舊圖書235.7萬冊，其它各類雜項文物53.8萬件。
打擊愛國民主人士和摧殘民主黨派：除民主建國會外，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約有100人先后被紅衛兵斗爭或抄家，占總數的36.5%。全國工商聯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個別紅衛兵散發到各民主黨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時內解散并登報聲明。從8月25日起，各民主黨派機關停止辦公，貼出了內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中央處理。
抄家：所謂“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罵、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轟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戶。各地抄出的財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場合，堆積如山，后來廉價處理。一堆堆圖書被七手八腳地投入沖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亞還是托爾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馬遷還是王實甫的傳世之作，都在滾滾的濃煙中化為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