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我會見過的任何領袖一樣，都是事先作好了充分準備。他在討論之前就作好了種種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術性的問題才問助手。
基辛格對我說過，周的談判本領會使我感到驚奇。他說得對。大部分談判涉及象征性的問題和實質性的問題。在我同毛會晤之后，周和我坐下來舉行我們第一次全體人員參加的會談，周就提出了一個象征性的問題，來巧妙地測驗我的決心，看看我是否由于來了中國而正在放棄我過去強烈堅持的舊觀點。
他說:“正如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但是約翰·杜勒斯卻不愿這樣做。”
“不過你說過，你并不要同他握手。”我反駁說。
“不一定，我是想同他握手的。”周回答說。
“那好，讓我們握手吧！”我伸手，隔著談判桌又一次握了他的手。
周似乎挺喜歡這個話題。他繼續(xù)說:“杜勒斯的助手瓦爾特·貝戴爾·史密斯先生曾經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他沒有破壞福斯特·杜勒斯的紀律，因而他不得不用右手端咖啡。由于人們是不用左手握手的，他使用左手搖了搖我的胳膊。”大家都笑了。接著，周又說:“不過，我們不會責怪你們。因為當時國際上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堅如磐石的集團，西方國家也是一個堅如磐石的集團。現在我們知道了，事實并非如此。”
“我們打破了舊格局，”我贊同說，“我們對每個國家都要根據它本身的所作所為來判斷，而不是把它們全部混為一談，說因為它們有著同樣的哲學，就全部是漆黑一團。由于我曾在艾森豪威爾政府里待過，我應該誠實地對總理說明，我的看法是同那時杜勒斯的看法相似的。但是從那時以來，世界發(fā)生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也必須改變。”
周堅忍頑強，但是在解決我們的分歧時卻是靈活的。在聯(lián)合公報談到臺灣問題的一節(jié)上，我們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我們不愿意也不可能放棄臺灣，他不愿也不可能放棄對臺灣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他想利用我們的聯(lián)合公報把這個要求確定下來。通過雙方達成的妥協(xié)，每一方都以不帶煽動性的語言來陳述各自的立場。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基辛格和周都立了大功。周的雙眼總是盯著主要問題的，他知道同美國的新關系比在臺灣問題上取得勝利更為重要。
在我們整個談判期間，他始終沉著應對。周同赫魯曉夫的滑稽丑態(tài)和勃列日涅夫的戲劇性表演形成明顯的對照。他從不提高嗓門，從不拍桌子，從不為了壓人讓步而以中斷談判相威脅。我在1976年告訴周的妻子，她的丈夫總是堅定而有禮貌。就是當他“手里握有好牌”時也極為溫和，這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我把他的鎮(zhèn)定沉著大部分歸功于他的鍛煉和經歷，但這也反映了他那成熟的自信心。俄國領導人明顯地認為，在助手面前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是很有必要的，周卻不以為然。
周的談話并不像毛的談話那樣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動的形象來說明他的觀點。在我們從機場乘車前往賓館的途中，他簡單明了地說過:“你的手是從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邊伸過來的--雙方沒有往來整整二十五年。”
周是一個有造詣的詩人，有時就用一首詩來表明一個具體觀點。提到1972年的總統(tǒng)選舉，并表示希望我獲勝。周談到毛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詩。周說:“在那首詩里，主席的意思是說，走出第一步的那個人，不一定總是伸出手來同你拉手的那個人。百花盛開的時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謝了。”周繼續(xù)說，“你是那個采取主動的人，你也許不會在現在崗位上看到它的成功，不過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