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醫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說，“這里不能擁抱。”
我們后來把這些當成笑話來說。其他房間的人也來了，所有從普利彼特搭專機到莫斯科的二十八個人都聚集過來。“現在怎么樣了？”“城里情況如何？”我說他們開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會在三到五天內清空。大家都沒說話，這些人里有兩個女的，其中一個哭了起來，發生意外時她在電廠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們不知道怎么樣了？”
我想和他獨處，哪怕只有一分鐘。其他人察覺出來了，于是陸續找借口離開。我擁抱、親吻他，但是他移開。
“不要離我太近，去拿張椅子。”
“別傻了。”我不理他。
我問：“你有沒有看到爆炸？發生了什么事？你們是最早到現場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壞，有人引爆，大家都這么認為。”
當時大家都那樣說，以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們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談。他們用指節敲墻壁，叩叩，叩叩。醫生解釋說，每個人的身體對輻射的反應都不一樣，一個人能忍受的，另一個也許不行。他們還測量病房墻壁的輻射量，包括右邊、左邊和樓下的病房，甚至撤離所有住在樓上和樓下的病人，一個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們一直說：“你拿鍋子，拿盤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雞肉湯，因為當晚執勤的消防員有六個：巴舒克，克比諾克，堤特諾克，帕維克，堤斯古拉。我幫他們買牙膏、牙刷和肥皂，醫院都沒有提供，還幫他們買了小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