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原因可能恰恰是，金庸小說是通俗文學，是類型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主導模式，類型小說的類型不是任何人預設規定的，而是千百年來“好看”經驗的自然積累，是作者與讀者在長期交流中達成的密碼契約。它是正對著人的欲望來的，專往人的“萌點”上戳，能讓人更深地卷入愛恨情仇。如果說精英文學是訴諸人的意識的，通俗文學則是訴諸于人的潛意識的，而影響人的行為模式的通常是潛意識，其中最主要的影響通道是快感模式。比如，金庸小說中，所有重情重義的“性情中人”都成為了歡樂英雄，所有重名重利的“非性情中人”都練了葵花寶典。或許在現實世界里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獲勝，但金庸在他的王國里重新立法，遂使人心大快。反復施行的獎懲機制也會形成一種心理暗示，影響人的行為選擇。相對于精英文學的復雜，通俗文學的價值形態要單純的多。單純不是簡單，而是一種鮮明、一種力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你對世界簡單，世界就對你簡單”。大師級的通俗文學作家能以精純之力將天地大道植入世道人心，所以，真正塑造一個民族心靈的是優秀的通俗文學。反過來，這也說明了，通俗文學具有正能量是何等重要。
“通俗”不是“低俗”
那么，通俗文學能有正能量嗎？能。這并不僅是“寓教于樂”的外在規定性決定的，而是讀者內在的心理需求決定的。不錯，通俗文學是供人YY(意淫，白日夢)的。但黃暴是YY，純情也是YY。人們經常忽略YY本身可能孕育的“正能量”——這里的“正能量”不是從外面灌進去的，而是從欲望里泡出來的——人的七情六欲被推到極致處的自然升華或觸底反彈。縱觀古今中外的通俗文學創作，那些超級流行的大師之作沒有三觀不正的。其特別打動人心之處，恰恰是喚醒了人們深埋于心的天理良心，乃至俠肝義膽、浪漫情懷。而那些放縱淫邪、一黑到底的作品，往往是處于底端的末流之作，可供人一時獵奇，卻很難真正流行。這固然有法令限制的功效，但更是人心選擇的結果——人喜歡善。善是溫暖的、光明的、美好的；善也是簡單的、安全的、令人愉悅的。以惡抗惡，人能活下來；懲惡揚善，人才能活下去。這里面有著生命的大道理。
把“通俗”等同于“低俗”真是大誤解。“通俗”只是“易懂”，與價值觀無關，只與流行度有關。通俗文學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是撫慰人心的。流行度越高的作品，越接近“普世價值”，越具有“正能量”。流行文學中也有一些專門挑戰社會價值作品，但都只能在小眾圈子里流行。某種意義上，深懷烏托邦沖動和啟蒙情懷的“精英文學”也是“小眾的”，是“攖人心”的，它以批判、反抗的姿態揭露“從來如此”的吃人邏輯?，F代主義文學更逼著人們審丑、審惡，直面世界的真相。而“求真”從來都不是通俗文學的任務，通俗文學的第一要務是“求美”——不是文字美而是心理美，就是做夢。夢要做得美，先要做得真，所以優秀的通俗文學作品都是“高度幻想”的文學(指小說中的“第二世界”是參照現實世界的真實邏輯建構的)。但夢境的逼真，只是為了“重新立法”的暢快淋漓。成熟的通俗文學讀者并不寄望“夢想成真”，“啟蒙大夢”已醒的當代讀者甚至不寄望一個有現實批判指向的烏托邦，只是想躲進一個與現實并存的“異托邦”，做夢是為了更好地忍受。所以，通俗文學是最安分守己的，它的任何突破冒犯都必須在一個安全值范圍內，超過這個安全值，就會讓人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可能大流行。這個安全值就是“主流價值觀”。可以說，正是通俗文學相對于精英文學的“保守性”，保證了它的安全性。換句話說，一個社會只要“主流價值觀”很正，通俗文學的三觀就一定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