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 （姚懷亮）
二黃唱紅商洛的歷史原因(續)
不可否認，舊社會戲班之間的競爭是比較激烈的，在對臺戲演出中，各個班社都必須有自己戰無不勝的拿手絕活。為了“贏臺”，“雒鎮派”也演出了許多出奇致勝的、血腥味較濃的劇目，如《九更天》馬義所滾的釘板，《鍘美案》中所用的銅鍘刀，以及“耍獠牙”“掏腸”“腰斬”“斷身”等特技演出時所使用的機關巧妙的菜刀、剪子等彩頭道具，以增強臨場的感觀刺激，后來業界多以為其惡劣不屑，故不再應用。但“雒鎮派”傳統戲《九龍峪》中，余化龍會戰重陽女的“標叉”一場，歷來卻是觀眾百看不厭的武打戲，屬于“雒鎮派”享名陜甘的盛譽劇目。余化龍所使的“釣魚叉”系由鐵器打造制成，上拴三五鐵環，撞擊時嘩嘩作響，叉頭系有醒目的黃表紙或紅綢絲帶，上下翻飛時絲帶隨風飄動，容易吸引人眼珠。該劇武打動作設計巧妙，演員表演逼真，雙方配合默契，技藝高超，場面氣氛緊張，能屏人呼吸，斗狠處能令人瞠目結舌。因為道具系真鐵制就，表演者一定要眼明手快，把握準確，萬萬疏忽大意不得。有山陽藝人武大器(飾余化龍)、李大壯(飾重陽女)者，擅演此劇，獲譽頗多，可惜今已不傳。《辭海》所言“雒鎮派”著重武功，大概是由此戲而起的吧。
對晚清以來民間廣泛流傳的二黃傳統劇目，如何批判、繼承和發展，當時西安易俗社提出了“補助社會教育，移風易俗”“開發民智”的科學主張，并將傳統劇目分類排隊，區分為“可改”“可取”“可去”三類，對之進行改良，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民國二年(1913)商州“逢源合”戲班箱主張和亭即決定向西安易俗社學習，將由其父張慶煥于光緒三十年(1904)創辦的戲班更名為商州“易俗社”，并且廢棄歷史上長期存留在江湖戲班里的一些陳規陋俗，在社內試行新型的學社體制，改革舊班社中師徒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創立學校制的戲曲基礎教育體制，重視學員的文化教育和藝術基礎課培訓。新建的規章制度，雖不如西安易俗社那樣完備健全，但多少也體現了新的戲曲改革精神，這在“五四運動”之前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由于培訓制度嚴格，訓練扎實，后來由這家劇社出科的學員撓生娃(牛青山，商州人)、元娃子(呂元民，商南人)、更娃子(劉德才，商州人)、金雙慶(鎮安人)等，皆成為商洛各二黃戲班的扛鼎藝人和骨干演員。
民國二十年前后，商洛各縣的秦腔班社迭次涌現，受眾群體尤以商縣、洛南以及龍駒寨周邊地區為多。影響較大的有商縣大荊的“石佛爺戲班”，商縣落旗河麻春芳等所辦的“十大股戲班”，洛南陳茂的“茂盛班”，以及后起的“同泰班”“同樂班”“忠義班”等。這些劇社大多以移風易俗、改良秦腔為宗旨，吸收了一批著名演員，或從事于舞臺演出，或著眼于培養新生，相互之間既交流學習，又彼此爭奇斗艷，各自顯示特長，使二三十年代的商洛秦腔舞臺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有力地促進了秦腔藝術的繁榮和發展，以致逐步地壓倒了往昔主盟商洛劇壇的二黃戲。
1941年，由商縣士紳王廷飏、王壽亭、王松壽、張少亭、侯自安、王少卿、趙立喜和山陽藝人武振發等共同發起成立“抗建劇團”，該劇社在劇種選擇上仍堅持以二黃戲為主，在團務管理方面力主取締江湖陋習，仿效西安易俗社訂立社內各種規章制度，如嚴禁藝人參賭吸毒、外宿酗酒，提倡德藝雙馨、獎勤罰懶等。人員薪酬一律按底分破賬，依功加以臨時獎勵。業務指導上，重視基本功訓練和歷史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因而團風正、陣容強，社會影響好，借商縣城內山西會館首次實行售票演出，觀眾踴躍觀看，盛況空前。主要演員，凈角有呂慶華、呂元民、武振發，須生有牛青山、陳勝志、劉志盛、孔海山、辛同煥，旦角有呂耕山、張勝華、趙建中、盧鳴才、盧樹林，丑角有李長祿、張慶鴻，生角有徐有寶、韓志州、贠同三，老旦有來娃子等。文武場面有張崇貴、姜新海、宋啟賢和徐建邦等。可謂是行當齊備，名角濟濟。結合抗戰形勢需要，為了提高民族士氣，這家劇社還自編自演了幾部抗日救亡戲，可謂是二黃現代戲在商洛演出的肇啟和開端。由上述事實可見，“雒鎮派”在順應時代潮流、實行戲曲改良道路上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