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后，經可染先生介紹，我帶了一批畫拜訪了劉海粟和林風眠先生，他們都很喜歡我的畫，也都覺得我的畫風與中央美院大有不同。后來，我又去了廣東專程拜訪陳寅恪先生，中學和西學研究精深的他，對年輕人也很坦誠、熱忱，每一個問題的解答都讓我心悅誠服。
這些經歷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很深的對中國文化的信仰，這影響了我后來的藝術實踐和學術主張。
1982年至1996年我在美國生活，訪問了一大批美國當代優秀藝術家，見證了他們宣布雕刻繪畫死亡的過程。回顧中國近百年的美術教育之路，我覺得基礎教學不能只以希臘雕刻為范本，以西方藝術成果為榜樣，而完全丟棄我們自身的審美觀念和繪畫語言。我們應該從以西方為師轉變為以自己的文明為立足點，走中國藝術獨立發展的道路。
2004年，我提出重建中國自己的高等美術教育體系。我認為，將中國古代青銅器、雕塑、繪畫、壁畫以及書法等經典之作，復制作為教材，足以建構一個完整的基礎教學體系。2010年，這個課題得到教育部與文化部大力支持。目前，教材復制和相關研究都在進行中，我希望能夠邊做復制，邊進入教學中去做試點，讓更多師生參與，以獲得更多的可行性辦法和經驗。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用我有限的能力，把這件事起好頭，然后交給中年和青年一代，他們才是中國新的藝術教育的完成者。
中國美術要兼容天下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王 鏞
我主要從事印度美術史與中外美術交流史研究，作為新中國中外美術交流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的專業隨著國家事業的發展而發展。
上世紀50年代，西畫教學主要參照蘇聯模式，但學生很少看到蘇聯繪畫原作，西方美術圖書也很少，傅雷翻譯的丹納的《藝術哲學》，是我當時了解西方美術史的最佳讀物。
1967年我從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1978年考取了北京大學南亞所研究生，并在原南亞所所長季羨林先生開設的印度藝術專業學習。當時西方美術圖書翻譯層出不窮，來華藝術展覽絡繹不絕，但東方美術研究仍屬冷門。1983年我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后兼任《中國美術報》外國美術版編輯。其間，我不僅系統介紹西方現代藝術流派和后現代藝術，而且注意介紹埃及、伊朗、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藝術。我認為，每個國家的藝術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價值。東方文明古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藝術經驗，尤其值得中國當代藝術家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