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國內首個美術史系在中央美術學院正式成立，我有幸畢業后回國在此任教，直到今天。如今，我國不少高等學府和藝術研究機構也已設立這門專業，美術史、美術理論和批評隊伍不斷壯大，基礎理論研究受到重視，外國美術史的介紹和研究有很大進步，美術批評十分活躍。
新中國成立65年以來的美術成就，離不開我國幾代史論家和批評家的辛勞奉獻。在“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指引下，群眾性的美術創作和提高性的高雅美術都得到了大力扶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優秀的年畫、連環畫、宣傳畫，以數以百萬的印量發行，這在世界藝術史上是罕見的，以王朝聞和蔡若虹先生為代表的前輩評論家們功不可沒。王朝聞當時發表的《一以當十》和《喜聞樂見》等文章，科學地闡述了藝術創作原理并辯證地論述了普及與提高的關系，說明藝術創作要適應觀眾欣賞水平，也要引導和提高他們的欣賞趣味，而不應為迎合觀眾喪失其應有的品格。這些精辟見解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內的美術受到西方現代藝術的沖擊。1982年，我參加中央文化部美術教育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在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眼花繚亂的美術作品面前，突出的體會是我們既要開闊視野，廣為借鑒，但更要根據國情適當吸收，不能盲目引進，東施效顰。當時我撰寫了文章《要走自己的路》，一直作為自己工作的座右銘。
中國現代美術如何獲得民族氣派和時代特色，是美術史論界一直探討的課題。通過反復學習和討論，我們堅信，一切創新都必須遵循藝術規律和原理，以心、眼、手相結合，表達出人的思想情感，這樣的藝術創造決不會隨著任何新觀念出現和科技信息革命而泯滅。
作為美術史論工作者，我為能參與我國偉大變革時代的美術事業建設而自豪，并深信走自己路的我國美術理論和創作有廣闊的遠景。
跟隨時代前行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 劉大為
受祖父影響，我從小喜愛畫畫、書法，1963年考入內蒙古師范學院藝術系開始接受正規、系統的美術教育。當時各種各樣的“運動”層出不窮，雖然耽誤了不少課堂學習時間，但能夠拿起畫筆畫畫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滿足，因此我特別珍惜每一次創作機會，無論對中國畫、水彩、油畫，還是年畫、連環畫等都有涉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