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奇怪為什么不少藝術家說“藝術死了”之后還繼續做了不少藝術。因為藝術和生活世界一樣，如果藝術死了，它就沒有必要存在。每個人都會生活，每個人都能生產垃圾，或生產藝術，如此一來藝術家就沒有必要獨攬生產垃圾的權力。莫非藝術家生產的垃圾會比我們的更垃圾？而所謂垃圾，還意味著它是人工的，是消費過后的剩余。藝術家從來沒有想過在這些充滿了科班意味的概念藝術之外，還有沒有必要再做這些過于“人工”的垃圾。
當我仔細地審視這些掛著藝術家名號的藝術家時，我發現他們身上那種極端犬儒主義的氣質，不是茍合大眾就是茍合媒體，和他們聲稱的先鋒毫無關系。在“德里達”、“鮑德里亞”這些理論招牌的背后是創造力萎縮的末人，就像西方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不是進出酒吧就是把玩iPhone，所有的這些都預示一種無味的平庸性，并且在平庸中玩出一種自以為是的趣味。所有的這些藝術潮流那種沾沾自喜的強調，其實是生活萎縮的自戀后遺癥。
我觀察過一個自稱為哲學家的教授，除了他的自戀比別人更強之外，我沒有發現他任何突出之處，他抄了幾十年的書，還將繼續抄。我觀察過一個藝術史的行家，她除了抄書和寫新聞報道一樣的文章之外，和任何人毫無兩樣。我觀察過一個搞獨立電影的藝術家，她除了找敏感題材拍攝、吃飯、公關送影片出國獲獎之外，幾乎不能思考什么。我觀察過一個寫小說的作家，她除了將古代藥方、房事秘要抄進小說之外，幾乎毫無特色。事實上，大多數藝術事實上想將自身偽裝為鄰家女孩一樣討好，不再引人注目，甚至成為垃圾一樣有條理地分類回收。他們比現實的垃圾更缺乏色彩和多樣性。
從我的辦公室到城市的展覽館只有兩個街區的距離，但我根本不會邁出任何一步。（藝術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