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趙榆則認為，現在在京、蘇推行的所謂試點，也是在缺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強行推廣的，是不合理的。“搞試點的想法，沒有征求文物系統的專家意見，也沒有征求拍賣業的專家意見。‘5專家’的要求是寫在《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里的法律規定，用所謂培訓的持證人員頂替5個文博專家沒有法律依據，至少等新的《文物保護法》再出細則的時候寫進去才算合法。另外，所謂的培訓非常簡單，每個人到學習班學習一周左右，經過考試符合標準及格，就頒發證書。但實際上，期望通過一周培訓就達到文博鑒定專家的水平是天方夜譚。各個拍賣公司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業務骨干沒時間培訓一周，有的公司就派前臺甚至駕駛員去培訓，完全是為了完成指標，他們培訓后回到公司仍然擔任原職。‘5專家’本來就是形式主義，再弄一個考證的形式主義。”
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流散文物處處長許勇翔更是用“無稽之談”表達對新規定的看法。作為與文物工作打了一輩子交道的過來人，趙榆建議文物局走出大樓和辦公室，深入基層單位了解情況。在掌握情況的基礎上在制定政策，推進文物商業發展，而不是扼殺企業的商業活動。
此外，據了解，前兩年開始的資格證考試試點，原先有可能在上海施行，但當時上海文物系統正在進行體制改革，來不及爭取參與這個試點，因此沒有與北京、江蘇一并列入國家文物局頒布的試點名錄。
在今年4月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于重慶召開的年會上，有業內人士曾提出，既然政策業已出臺，能否對新老公司采用不同執行標準，譬如新成立的公司按照70歲上限標準執行，而已經成立的公司、尤其是在行業內已經做了多年的老公司沿用過去的標準，如果徐邦達先生還在世，可以一直把顧問當下去。彼時，這個意見得到了中拍協、國家文物局張司長和與會者的贊同，但后來頒布的文件卻依舊苛刻。
趙涌在接受《藝術評論》專訪時表示，蘇富比(微博)、佳士得這樣的歐美拍賣公司完全依靠自律發展的，國內的高稅收和目前文物局的新規，是在助長歐美公司更為強勢，而迫使內地拍賣公司到香港發展，實際上這將促進文物的外流。“5專家”的政策對公司內部培養機制是一個阻礙。“我相信銀行的精算師是銀行培養的，博物館的文物專家是自己培養的，那么拍賣行的文物鑒定專業人員和專家也應該由拍賣行培養。制定政策時，需要給拍賣公司的人員一個晉升平臺，讓公司員工不斷向上走，而不能只擠奶不給草。對正規企業加強管理，對不法企業放之任之。”
朵云軒拍賣常務副總承載認為，拍賣行內部人員通過參加國家文物局相關培訓和考試取得資格證書，雖然免不了一筆成本，但對人才培養和企業長期發展是有裨益的。但在目前上海沒有躋身試點的情況下，行業一線企業更希望了解的是在北京、江蘇進行的試點情況如何，有什么收效、遇到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今后是擴大試點還是繼續在京、蘇試點，繼續試點的理由是什么？已經開始的試點應當有個說法，對社會和企業有所交代。這些來自企業一連串的叩問，目前因為國家文物局官方的緘默，處于無解的狀態。（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