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在魯迅研究領域不俗的成果，在全國都很有影響。您擔任陜西魯迅研究會的會長也有十余年。請告訴我們，您怎么從文藝創作轉變為魯迅研究？
高信：開始是談不到什么研究，沒有這樣的雄心，有的只是敬仰、崇拜。剛上初中那年是1956年，又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北京召開隆重的紀念大會，九十月間，報刊上紀念文章很多，初中的《文學》課本又有魯迅的小說散文，有沙更世的《魯迅像》，我們的班主任萬慶良是語文老師，房子墻上貼著一幅中國青年雜志封面畫黎冰鴻的《魯迅與青年》，印象至深，迄今不忘。唐弢的《魯迅先生的故事》，馮雪峰的《魯迅少年時代的朋友》都很適合我看。。到1961年，已是高中二年級學生了，又遇到魯迅誕辰七十周年，報刊依然是大紀念。這時年齡大了一些，接觸的有關文章更多，王士菁的《魯迅傳》就是這時購讀的，也有意識從舊報刊上剪輯此類文章，現在我保存有幾十大本剪報集，最早的就是這一本，封面上寫的時間是1961年10月15日。也開始寫那本《魯迅先生的小故事》，這也算不上真正的研究。雖然由此時到1965年，也發表了十多篇有關魯迅的文章。
如果說開始研究，似乎可以從1970年為起點。那時我在柞水縣銀行，很閑散無聊，也很苦悶仿徨，對前途更感到茫然失望，于是利用別人忙著整人、"革命"的時間，把二十卷《魯迅全集》《魯迅譯文集》一字不落地讀了兩遍，有的看不懂，看不懂硬看，更多的是反復看，懂了。魯迅對人性之惡的解剖如此深刻，可謂剔膚見骨，痛快淋漓！我是從當時的社會現實來觀照魯迅及其作品的，我不能不為之震撼，不能不敬服他。
雖然在當時，毛澤東說魯迅的五個"偉大"，人人都會背誦，但真正了解魯迅生平和作品的人恐怕不多，背背語錄而已。
當時的報紙已經沒有文藝版了，全是"文革"社論、通告和假大空的報道，即使有文藝版，即使寫了有關魯迅當然文章也發表不出來。這個銀行的領導從來是不愿意他的手下寫文章的，他篤信那個年頭時髦的理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我知識雖然不多，但也"反動"，"反動"是不論知識多少的。只有他們無知識才"革命"。這一年，寫了一些魯迅論婦女問題的論文草稿，又開始整理考釋魯迅的筆名，當時根本沒有想到發表。魯迅筆名研究的完成是在七年之后，先在《山東師院學報》紀念魯迅專號上發表了一部分，很得好評，1977年全部寫出，并印出，1980年公開出版。新華社曾有過報道，1981年4月27日的《陜西日報》上，記者沈慶云在《商洛地區文藝創作繁榮》的報道中也寫道"商洛地區文化館的高信同志，前幾年在逆境下，堅持收集研究資料，終于寫成了《魯迅筆名探索》一書，去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為魯迅研究做出了貢獻"；"貢獻"談不到，算是成績罷；而魯迅論與婦女問題的草稿，至今還擱著。
記者：在當時，商洛經濟落后，通訊不暢，信息閉塞，資料缺乏，您從事魯迅研究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的？
高信：在商洛山區搞魯迅研究，的確是困難重重。一是沒有同道，"文革"中極少有人鉆研學問。雖然"文革"中魯迅研究也算是熱門，曾有"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一語，是說當時能讀的書只有魯迅的和浩然的《金光大道》。"文革"后期，商洛有了專門寫"農業學大寨"劇本的，也有寫小說故事詩歌的作者，惟獨沒有搞魯迅、搞現代文學的人。傳統的看法：搞研究，似乎是大都市，是大學院校的事，商洛，屬于基層，基層搞研究的人，屬于另類；二是沒有專業基礎，我只是高中畢業的文化，按八十年代的規定，連知識分子也算不上的；三是資料缺乏；四是無人支持而有人防范，只能頂著壓力，作地下研究，一切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