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以后，余彩漸漸明白這行當的門道，也積累了一些資源，終于從“學徒型”轉為“單干型”，自己找票源，自己再倒出去。那一段是她最拼命工作的時候，因為賺多賺少都是自己的。她最多的時候一天能賺300多元，最少也能賺100多元，每個月下來竟能賺到五六千，不僅還清了父親看病欠的債，還有了一些積蓄。從2008年開始，她把自己老家的土地承包給別人種，讓丈夫和妹妹都出來跟著干。倒票方式也從“單干型”轉為“家族型”，她領著妹妹在北京站，丈夫則去了北京西站，親屬攜手，兩站聯合，互通有無，大大提高了倒票額。
“2008年至2010年，是我們一家賺錢最多的時候，攢下了差不多40萬元。黃牛最賺錢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那是票販子們財富積累最多的時候。”余彩說。
據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偵查監督處助理檢察員韓帥介紹，“北京地區參與倒票活動的黃牛大多為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大約占到全部黃牛人數的96%。一般情況下，從事倒票的黃牛文化程度比較低，接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大約占全部黃牛人數的15%，其余均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是文盲”。
在這行當干了七年，余彩逐漸明白，同樣是黃牛，也分等級。像他們這種親屬聯手的，雖然依然是最底層的票販子，但畢竟有了幫手，收入還固定些。更多的人則是散兵游勇式的。他們靠每天倒賣幾張票掙點辛苦錢，因為流動性大，一旦出事也很難被查到。即便被鐵警抓到了，因為涉案金額較低也只是被罰款或治安拘留幾天，出來依然會重操舊業。而稍高級別的黃牛是雇人從窗口買票，有專門買票的隊伍，也有專門賣票和退票的隊伍。他們內部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包括什么價收票，什么價賣票，離發車時間的什么臨界點退票，對于不多加價的頑固客戶怎么對待。他們價格統一、口徑統一、方式統一，實在不行，還有退票的隊伍為其掃尾，為其帶來更大利潤，避免競爭市場無度無序，保證各個鏈條都有不同的利潤可賺。最高級別的黃牛是“老大”級別的人物，一般都有黑社會背景，他們會控制整個黃牛黨票市局面，需要“很硬”的社會關系。
“老大”級的黃牛最風光的時候只需要在家數錢就可以了。一個“高級”票販子的月收入是一個“低級”黃牛收入的三到十倍。一些“高級”黃牛，在旺季時(如春運、暑運、五一、十一黃金周)他們每天收入都在1000元至4000元之間，淡季時每天收入也在300元至1000元之間。每逢生日小黃牛還要送賀禮。據余彩介紹，有個黃牛團伙的老大“小東北”有次慶生光禮金就收了5萬多元。
黃牛黨有自己“行話”和暗語
“平常在各車站活動的黃牛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女性。”余彩說。
問其原因，皆因為一條：女性票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為她們永遠處于或懷孕或哺乳或帶孩子的狀態，以此規避法律打擊處理。
“有個女黃牛也是安徽老鄉，為了躲避抓捕，她總是在懷孕后的幾個月出來瘋狂倒票，然后再打掉孩子，連她自己都說不清曾經懷過幾次孕。”余彩說。還有的女黃牛一被警方抓進去，立刻聲稱家里有孩子，其丈夫聽到消息后，多半會立即把孩子送到派出所，放下孩子就走。要么讓警察幫著看孩子，要么迫使警察放人。許多黃牛黨都曾受到過鐵警打擊處理，有的甚至因倒票被處理十幾次。
“我發展客戶非常謹慎，沒有事先打招呼的陌生電話一般都不接，主要是怕遇上民警釣魚，我身邊已經有無數老鄉包括我的丈夫和妹妹都曾被鐵警處理過，我怕自己有朝一日也會折進去。”余彩不無擔憂。